王从军《往事不敲门》:文革岁月我们曾这样读书

中国质量新闻网
2016-10-12 15:23:25

童年时,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读书结构:读了红塑料皮一大一小两个版本的《读报手册》;读了《毛泽东选集》(少年人更喜欢读“注释”部分,那里有许多历史故事和成语典故);读了许多被撕扯的有头没尾的书:《平原枪声》、《春秋故事》、《牛虻》;读了《欧阳海之歌》、《烈火金刚》、《不死的王孝和》、《绞刑架下的报告》;读了被撕去结尾的《郭亮的故事》和让人伤感的《可爱的中国》。那时最熟悉的出版社徽标是解放军出版社的奔马图案。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许多人为书而渴望,爱看书的学生们会先翻看中小学新发的语文课本,从满是意识形态政治说教的书页间,寻找爱读的篇目。记得许多课文的情节和题目:从最初的铁杵成针、狐狸与乌鸦、放羊的孩子、3个儿子与筷子到知识青年金训华、大白楼村的王国福、为妇女张秋菊摘除肿瘤的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卫生队、克服病痛重上蓝天的空军飞行员王德明、用一架旧照相机宣传中国成就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南京长江大桥的壮举和质量超过瑞典产品的国产焊条、潘家峪惨案、张积慧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还有鲁迅的“孔乙己”、谢冕的“珍珠赋”、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还有贺敬之的“读王杰日记”:“这样写,这样写,我们的日记要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我们的历史要这样写”;吴伯箫散文集《北极星》里的“一架纺车”……一场场政治运动属于大人,而运动的衍生品——一本本供学习和批判的书,则为孩子们喜欢:《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论语》、《史记》。后来,听到一些自己的同龄人回忆当时的读书生活,讲到如何找禁书、藏禁书、读禁书,这些人中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他们在回忆中,提到一本本中外文史哲名著的名字,是家庭背景为这些人提供了丰富的图书,即使在肃杀的岁月里,他们仍然享有阅读的特权。而普通人就可怜多了,尽管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曾因为三间图书馆而幸运:第一间是在京工附中,原工农速成中学的二层灰砖小楼,尘封已久的图书馆里,借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那里的诗“穿裤子的云”、“列宁”至今仍记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底萨河畔》、《军队的女儿》,还有别克的《年轻人》、阿拉贡的《共产党人》。1976年冬天寒假,读完《青年近卫军》,真是一次漫长的旅途,你一直生活在感人的情节里,牵挂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当最后几页纸翻过,如扬起终点到达的旗帜,你不能接受结束,感情好久难以解脱,当把书转借给别人时,仿佛是在和谁永别。在北京踩着雪走路的日子,想象着小说情节中的苏联大地。在日记里记住了奥列格、万尼雅的名字,记住了后背被德军用刺刀刻上五角星的邬丽雅,还有唱着“在莫斯科广阔的地方”、不愿跪下而是正面迎着敌人子弹的刘芭。从学校图书馆,还借到厚厚的文革前期刊合订本:收获、中国青年、文艺报。第二间是在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里,读到了《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恰巴耶夫》、《母亲》、《铁流》、《创业史》、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何其芳的《诗歌欣赏》,还有那本在1975年夏天曾陪伴自己度过延庆山区多雨季节、又经历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夜的碧野的《月亮湖》:“那箫声啊,怀念着峥嵘岁月……”读到了气势博大的长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交押学生证、在小纸片上填写借阅书目、呼吸着老房子古旧气息。那时,进图书馆不用花一分钱,不像今天去图书馆,办卡要钱,读“基藏库书”要钱,读旧报纸要一本5块钱,扫描要钱,复印要钱,看胶片要钱……阅览室沉湎的气氛,屋外古老松柏和阳光下的绿瓦红墙、青石甬道,见证了少年人忧郁伤感之心,在古城的胡同间游走。就像第一次读小说《古城春色》时,牢记了那个与爱情情节有关的地名:绒线胡同。第三间是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记不得那些读过的书名了,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多的书籍,用它们特有的气味和颜色带你走回你出生前的日子。记住了孔庙、大殿、松柏。

虽然有了这些,但你能有多少好书可读呢?只能去看些书店卖的“革命”或“进步”书籍:《沸腾的群山》(第二部)、《激战无名川》、《向阳院的故事》、《伊加利亚旅行记》、《站起来的人民》、《农场的春天》、《矿山风云》、《暴风雨前后》、《军垦新曲》、《淀上飞兵》、《红雨》、《战地红缨》、《海岛女民兵》、《放歌长城岭》、《毁灭》、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哥白尼和天体运行说》、《李白与杜甫》、《甲申三百年祭》。当现代人追捧日本作家时,想到那被法西斯杀害的也几乎早被现代人忘却的小林多喜二,想到《沼尾村》、《在外地主》。你今天仍能记熟书名的都是些什么书呢: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洋》、《江畔朝阳》、短篇小说集《雨涤松青》、《冲锋在前》、长篇小说《雁鸣湖畔》、又一部长篇《征途》(那里的主人公叫钟卫华,是个永远正确的知识青年)、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再就是当时西沙专职诗人张永枚的作品:“如金似银宝岛上,长着白干绿叶抗风桐,树上民兵正站岗,自动步枪握手中……”那时家中唯一的书架上,放着《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老挝短篇小说集》、《柬埔寨短篇小说集》,知道了素友和何赛•马蒂的名字,还有名言“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也许,李瑛的诗是那时的向往所在吧?后来有人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1972年以后,少数一度被迫停止写作的诗人,有了发表诗作、出版诗集的可能。这些诗人有李学鳌、李瑛、张永枚、臧克家、严阵、顾工、阮章竞、刘章、纪宇、沙白,以及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工人作者,如王恩宇、仇学宝、宁宇、郑成义等。在这个期间的诗人创作中,李瑛数量最多,影响也较大。从1972年到1976年,出版的诗集有《红花满山》、《枣林村集》、《北疆红似火》、《站起来的人民》。”李瑛的诗集买的最多了,在新街口、甘家口和动物园的书店。那是自己爱写诗的时节,对这位背景不清楚的解放军诗人关注也最多。他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从澜沧江畔寄北京”以及1976年写的“一月的哀思”,都是当时的轰动之作。还有,小靳庄的诗尽管根本不好看,但它们仍是你记忆中难以忘却的一段:“批林批孔结硕果,满车小麦满车歌,天地新啊形势好,苍蝇碰壁无奈何”。还有北京西四北小学的儿歌“我写儿歌上战场”……1975年,中国的国家客人埃德加•斯诺的书《漫长的革命》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他最后的作品,当时能读到它的人也有限,就像《病夫治国》等书一样,有的书印着“内部发行”,有的书要凭军以上干部职级证明去指定书店购买,就像去苏联的“小白桦”和“特供商店”买东西一样。这位记录了中国革命最壮丽史诗的记者、这位年轻时英俊潇洒的美国人、这位看到了毛泽东的胜利并一起站在天安门检阅的老人,他正值中国“文革”的晚年,让人感到有些凄凉。1972年2月15日是中国的春节,料峭的寒风吹过楼群,斯诺在这一天辞世,没能看到尼克松总统一周后历史性的中国之行。另外一位国家客人是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这位中外混血女人的命运好许多,因为长寿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接见她的照片常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记录片里有她与中国主人观看“红色娘子军”舞蹈、欣赏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许多的画面。她年轻时的经历被写进《自传三部曲》,包括“目的地重庆”、“凋谢的花朵”等。其中,她与中国丈夫的冲突写的很多,那个姓唐的男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驻英国使馆武官,后来战死在内战战场上。她把后来访问中国的经历,写成了《我的家有两个门》一书,为她与江青的交往做了解释,并区别了自己与另一位美国女作家维克特的不同。后者在采访了江青之后,写下《红都女皇》一书,但她时运不济,没能实现像《西行漫记》般的轰动。

中学时,一次在香山公园,买到好多本降价的鲁迅著作,都是几角钱一本:《朝花夕拾》、《彷徨》、《两地书》、《且介亭杂文》、《淮风月谈》、《呐喊》、《野草》。东风市场那个角落、西单书店那间小屋、还有各处中国书店,散着晦暗灯光的书架,常是买降价书的地方……更有当解放军的父亲拿回家的政治书籍,如军队出版社刊印的《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象较深的是一套多卷本的《世界史》。那些厚厚重重印刷精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那些儒家法家著作,杨荣国、冯友兰、刘大杰的哲学史学书。父亲还带回家一些军事读物,喜欢看那些武器介绍:米格21、米格23、米格25战斗机、萨姆导弹、图95轰炸机、HY海鹰导弹、C-5A银河式运输机、F111战斗机、F4鬼怪式战斗机,与小伙伴们对这些津津乐道。后来,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机叛逃、飞到日本的涵馆机场,同学里许多人参与了讨论。那时还读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记住了“A集团军群”、“战术诸元”之类的词和隆美尔的名字;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和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那里面的历史照片让中国少年人第一次看到二战时的欧洲战场。

抽屉里放着菱形红小兵臂章、浅蓝色的“后字238部队入门证”,还有两块红卫兵袖章,其中一块宽些,下面印着“首都中学红代会”。文革岁月里的一个小红卫兵,住在北京西郊车道沟10号院9号乙楼一间朝东的屋子里,一住就是14年。在这里,他完成了纷乱年代青春期的知识建设,完成了自我教育。没有图纸,用今天的话说,简直是私搭乱建。他的脑袋里既有刘文学、张高谦、谢荣策等少年英雄,也有杜凤瑞、向秀丽、安业民等成人英雄,他知道的文学艺术真是个大杂烩啊:最早读过的《欧阳海之歌》和作者金敬迈,首先让人感到这两个名字的奇特,地主剥削“细伢子”家、新兵练刺杀和与惊马最后搏斗的情节记忆清晰,尤其是结尾高潮时诗一样的咏叹;《星火燎原》丛书写的是红军的往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讲的是少剑波、杨子荣、史更新的传奇;厚厚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又让他记住了萧支书、马之悦和高大全、冯少怀的名字。《水浒传》、《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这几本书都是父亲单位发的,供政治学习和批判之用。另外两本与海有关的长篇小说可都是自己买的:《海岛女民兵》和《海岛怒潮》。离桌子不远处,放着借来的“文革”前老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他在一个雪后的下午,把这本书传借给同学时,他一路踩着积雪去又回,感到怅然若失。当他读到“文革”前的“解放军文艺”合订本时,看到王愿坚的一篇写作札记,说他在一篇小说里,曾写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位将军参加了授衔仪式后回到家里,夜色中,他借着月光,望见衣架上呢子军装的闪闪肩章,还有一排带着环饰的巧克力色“八一”纽扣。他想起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感怀万千。这个自己十分喜欢的抒情情节,到后来还是被王愿坚删除了,因为它“流露出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那时,这位写过“党费”等短篇的王愿坚和当电影演员的王心刚总是被记混,可能因为都是军人,又都搞军旅题材作品吧。1973年5月7日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弗•梅林写的《马克思传》,黄色封皮上,马克思的头像在望着同样是黄色的墙壁。在这间屋里,他迅速读完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送书的同学站在旁边等待把书取走——这个同学现在在中国驻外使馆任职。在离这间房子约1000米的京密引水渠桥下,电影“熊迹”的外景已经拍完,这是根据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事情编写的,这个中国人在北京西坝河附近,与乘坐一辆截断了刹车灯电路的伏尔加汽车的苏联人接头时被逮捕。清晨时,马路对面军乐团的楼上,英俊的少年军人开始练习乐器,号声嘹亮。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拔的孩子个个面容俊朗,常会在路边邮局见到他们寄信,或是遇见他们集体到运河游泳。他们穿着合体的的确良军常服时,就比路对面总后第20研究院机关的军人更帅气,等他们身着深绿薄毛呢军礼服、拥抱着各种乐器乘车驶出车道沟8号院、和三军仪仗队会合去迎接外宾时,简直是八面英武!在房间的东北面,是他常去的礼堂,在那里看过主角是朝鲜人民军马国哲少校的“看不见的战线”、主角是红军后代潘冬子的“闪闪的红星”,还有木偶片“半夜鸡叫”和“草原英雄小姐妹”,记住了“第二个春天”里的于洋、“青春”里扮演海军女兵哑妹的陈冲——当时她毫不知名。在这里还看过“火红的年代”、“青松岭”、“难忘的战斗”、“海岸风雷”、“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伏击战”等影片,记住不少片中人物的对白:“狱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和外面完全不同”、“我们要对这个地区,进行一次闪电式进攻”、“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墨索里尼永远有理”,还有特务跟踪时,用烟头在墙上按出记号的镜头……那时,当朝鲜二八艺术团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来北京演出歌剧“卖花姑娘”、“血海”和“一个护士的故事”,人们看到了演艺的精湛;当朝鲜人民军男子篮球队在首都体育馆与中国队比赛,现场的人也看到了互不服气的冲突。这间屋子有一个壁柜,里面堆着杂物,其中有几本“参考消息”的剪报,上面有赵浩生的文章、韩素音的文章、文幼章的文章,有“七十年代“杂志的文章。不用翻阅任何资料,随笔就能想到这些,可见印象之深。此外,每天上下午各厚厚一本的“参考资料”,也是家长们带给中学生子女的抢手读物。夜里,在朝东的窗前写诗读诗,这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唯一爱好,是自己寻求感动和释放情感的唯一地带。红皮笔记本上抄着“长安古意”、语文课本上印着“回答今日的世界”,书架上“列宁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印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句:

让我们的热情

哪怕是一点

一滴

融注于世界,

树立起

工人的勋绩,

它的名字

就叫“革命”。

没有人上门来

么?

莫非他们

吓的

眼花缭乱?

用不着。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迎接

一百周年。

1977年1月28日晚上,中央乐团在车道沟10号五机部二十院礼堂表演文艺节目,一个名叫李谷一的青年演员独唱却忘了词,她无措地站着,这时,台下的观众用掌声鼓励她,她满脸感激地改唱了另一首歌。后来她名气大多了。还是这座礼堂,在1969-1975年它还归属人民解放军序列时,曾在这里看过几部当时的“内参片”: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军阀”,尤其是苏联“二战”电影巨制“解放”,那场面何等震撼!对于这一代少年,说到“解放”,只会想到这部电影,而不是近年拍摄的同名国产电视剧;说到“王杰”,只会想到那位英雄士兵,而不是港台歌手;说到“周立波”,只会想到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而不是脱口秀艺人。这座礼堂如同一个脱下军装的老兵,时常讲起老故事。还有一天晚上,独自离家去民族文化宫前广场,看部队文工团露天表演,演的是什么早记不清了,但记得轮到一个叫李双江的演员唱歌时,人群里发出喧闹起哄声,还有不干净的漫骂声,那天的气氛似乎不够善意。朝另一个方向,乘“辰4”车牌的军用卡车沿着京密引水渠去万寿路26号总后礼堂、去西四的地质礼堂,看的也都是“全军舞蹈调演”之类节目。在居住地房间外的露天广场上,记住了重拍电影“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记住了“南海风云”里的张勇手,“创业”里的张连文,还有讲日语的方化。与这些影片搅在一块的,还有“秘密图纸”、“跟踪追击”这些文革前拍的反特电影。更早看过的电影,离这间房子足有1000公里,那是在东北军营的礼堂前广场,看的是纪录片“大海航行靠舵手——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配着舰艇破浪前进的黑白镜头,插曲的旋律激昂亢奋,至今还能哼唱。与这一代人少年同时代的战争,除了炮击金门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印象最深的就是“八六”海战。通过电影,记住了被击沉的“章江”和“剑门”号军舰,记住了英雄水兵麦贤得。那时,觉得最帅的军舰就是鱼雷快艇了。在这间屋子里,他偶尔还会想起更小时,家里订阅的唯一一本杂志“大众电影”,另一本仍记得的杂志是在邻居家看见的“小朋友”。此时放在显眼处的杂志是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它在一些关心政治又爱读书的中学生里挺有市场,里面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苏修”的文章。在屋边柜子上,解放军报放成一迭,整版是全军文艺汇演和话剧、舞蹈专场演出的海报——现在叫广告。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的黑白剧照也印在头版:红军指挥员李保国在振臂高呼“让革命骑着马前进!那时,家里多是“星火燎原”丛书、“军队干部必读”等各类军队政治机关印发的读物。童年的记忆真好,至今仍记得那些漂亮的文章标题:“千里跃进大别山”、“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还有父亲军功章上的一行字“进军大西南”——让小孩子体会到历史场景的壮阔!”壁柜里是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已能收听广播,只是敞着线路板,没装外壳。从上初中开始集的邮票还不多,大部分是样板戏、古文物、乒乓球邀请赛、学大寨学大庆的内容,有恩维尔•霍查举拳的半身像,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工农业成就的盖销票。那张单人床上,有一台“牡丹”半导体收音机,里面播放着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歌曲“怀念中国”,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夜深时,还能听到境外的广播——有中国传统京剧唱段和对中国时事的评说,有解放军飞行员叛逃到台湾的消息,有鲁迅的孙子周令非劫机的传闻,还有“八一野战军”等真假莫辨的消息。

好多年后,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写过这样一首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而在1976年新年,寒冷的冬天,家里新订的《诗刊》到了,毛泽东写的两首词发表了,(后来知道也是10年前写的)是“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其中写到: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现在想来,1966到1976,像一首“文革”诗的标题所写“3600个火红的日子”,毛泽东的诗词恰好出现在这首尾两端,一首开始,一首结束,或许寓意着什么?

那些骑自行车常去的书店啊,那些寒冷的日子,虽然都是些旧平房,虽然冬天里泛着煤烟味,西四书店、甘家口书店、黄庄书店、动物园书店,那些柜台、收款台、书柜摆放的模样,那钱夹子在铁丝上滑动的场景,和那些书名、那阵阵书的味道,几十年了都赶不走。更有多少刊载诗歌的杂志被翻来翻去:“从澜沧江畔寄北京”、“中南海,我心中的海”、工程兵诗人叶文福的诗句“我的心长着一双鹰的翅膀,常年在祖国的山间翱翔”。除了文学作品,还读了许多别的书: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它的译者姓杨,笔名哲夫,是解放军31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的一名军官。在中苏友好的年代,苏联专家在东北的这座军营工作,留下后来改作幼儿园的黄色公寓,留下养熊的笼子,也留给这里一批俄语干部;读了小山内宏的《中苏战争》——今天还记得那里面苏联军官的一句话:如果战争爆发,苏军将在3天内兵临北京城下;读了三联书店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书是繁体字印的,尤其是“蘇聯”两字,几乎不认识。记得书里有这样的段落:苏联的青年人已经过上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在度假时,一对对男女在暮色里,走向森林深处;读了日本人写的《吉田学校》、《党人山脉》、《角福火山》、还有《多雪的冬天》、《红十月号》、《核潜艇闻警而动》、《逆风起飞》、《围困》、《方尖碑》、叶夫图申科的《在乌苏里江鲜红的雪地上》。在一本标有“内部读物”字样的小册子里,看到一组黑白印刷的苏联美术作品,对于刚从文革中走出的人们,感觉还是挺震撼的。有描绘勃列日涅夫二战经历的油画“在小地上”,有雕塑“斯大林格勒英雄纪念碑-祖国母亲”和“库尔斯克纪念碑”,有描绘苏军战斗生活的“大洋的演习”和“我们在地中海”,还有“秋季演习”、“民警大尉瓦西里耶夫肖像”、“远东边防战士纪念碑”…………直至1978年5月那一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迎来书与人共同的节日。那天,排着长队,几乎把100年该买的书都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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