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蕾

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永久牌的,座垫前面有根大杠,写满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见证了党的富民政策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承载着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

这辆自行车是大哥求学用的代步工具。每个星期，大哥都会骑着它到八十里外的新集高中去上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有一辆自行车骑是很前卫的消费，所以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围着这辆自行车转来转去。每个周末，父亲都会把它检查调试好，这些都让我觉得它很神奇，让我更加羡羡慕大哥能得到父亲的宠爱。后来这种厚爱有幸又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说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是因为大哥高中毕业工作后，他的自行车“退役”了，成为了父亲的代步工具，也开启了父亲对我疼爱有加的起点。

父亲是个赤脚医生，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常在田里干农活,没空赶集，买菜购物的事就由父亲来做。我在家里排行老小，任性，喜欢跟路，所以父亲总会让我坐到座垫前面的大杠上，然后驮着我一道赶集。

坐在自行车大杠上的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就会谈笑风生,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讲到从他妈妈那里听到的真人真事。从鬼子进村到他童年求学拜师学艺。我会稳稳的坐在那里竖着耳朵用心聆听，时不时昂起头看着父亲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那根温暖的大杠、那辆前卫的自行车，也就在我心里烙下了永久的印迹，承载着我童年美好的记忆。

到了集市上,父亲经常会购买一些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偶尔也会有猪肉改善一下伙食(那会是在周末哥哥们上学回家的时候)。我妈常说这种生活已经算是非常好了,他们那一代人吃不饱饭是正常的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部分人吃胡萝卜(父亲也喜欢吃它可能也源于此)；胡萝卜没了，就挖野菜烧粥充饥；野菜挖完了，就只能饿死。所以她常教育我们姊妹六人学会勤俭节约,父亲也常言传身教。

那辆永久牌大杠自行车在八十年代承载着我厚重的记忆。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会骑着它到很远的大庄街(距我家有近五十公里)上赶早集卖粉丝。我们常在寒冷的冬夜被院内的声音吵醒。那是父母把打好捆的粉丝抬上车然后推出院子发出的声音。我很疑惑父亲为什么走这么远的夜路赶去卖粉丝，后来从母亲的口中才得知那里粉丝能卖个好价钱，可以多补贴一下家用。天亮或稍晚点父亲就能赶回家,也会带一小点面包给我们打牙祭(在家我最小，哥哥们都让着我 ，所以能多尝尝)。面包香味诱人，到现在依然弥漫在我心头,让我常常感叹现在寻遍了大街小巷却再也吃不到如此美味的食物了。仔细一想,其实是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需求产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党的政策越来越好，生活愈发红火，大鱼大肉吃腻了，其实面包的味道没有变，是自己变了。

后来，邻居们也骑上了自行车。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年轻人找对象开始以“三响一嘎叽”为标准 。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成为年轻人订婚时的必需品。茅草屋变成了瓦房、平房、楼房。拖拉机、四轮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洗衣机成为了生活必须品，全村老少爷们再也不用挤在大队部围着一个小电视机看《射雕英雄传》了。

再到后来，党的富民政策越来越好，粮食收获的愈来愈多，人们也越来越富，但是交公粮却越来越难。每年夏天，总会听到邻居们抱怨公粮难交，所以每次交粮前大家都会晒干、筛好，形成惯例。即使这样，到了粮站还要再过好几道关，导致农民们怨声载道，感叹生活富裕了交个公粮为啥这么难。

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国家取消了交公粮制度，给农民们发起了种地补贴，一项项富民惠民政策相继出台兑现。父亲和邻居们一样欢呼雀跃。他们再也不需要交足国家留足集体了，种地的积极性愈发高涨,日子愈过愈红火：一道道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取代了蜿蜒泥泞的土路，人们住上了宽大的房子，通上了水电，汽车、电动走进了千家万户。尽管父亲年事已高，却也赶潮骑上了电动车，但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依旧存在我家院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一年前，环县东路全县贯通，343省道改道通车，从县城到老家近十八分钟车程。我家门前的那条小河也被拓宽，河里的水已经恢复了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清澈，一座长长的桥飞架南北，撑了一辈子篙、爱说笑的三大爷终于可以放下篙颐养晚年了。

如今，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家门前的那座桥上车水马龙，父亲却走了。但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愈过愈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