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专家分析“日本制造”造假事件对“中国制造”的影响与借鉴意义

□ 本报记者 徐建华

随着“神户钢铁”以及“三菱汽车”等越来越多的日本制造企业陷入此次造假丑闻，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中国的消费者，都开始对“日本制造”的发展颇为关心，不过已经在日本企业呆了15年的姚荣和他的小伙伴们却异常平静，大家日常的聊天甚至都很少议论。

“这个事情影响虽然大，但是我觉得要理性看待，同事们没有过多议论，不是对错误的宽容，因为日本是肯定有人出来负责并下课谢罪的。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制造强国，各项体系都很完善，法律法规层面也很健全，换个角度思考，法律法规很完善意味着更容易犯错！”姚荣告诉中国质量报记者，“中国制造业要变强，可以吸取日本目前的教训。”

专家们也表示，“日本制造”频频出现造假事件，一方面对于中国制造进军国际高端制造市场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正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也应当汲取“日本制造”此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在质量提升方面永远不能懈怠。

“中国制造”要抓住机会

“我认为，‘日本制造’在整体上出现了质量危机，为‘中国制造’的质量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制造’要实现质量崛起，首先必须在东北亚崛起，超越韩国和日本。”在蒋家东看来，对努力进入全球制造业中高端的“中国制造”而言，主要利好有两个方面：一是变相地提升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中国制造”传统的竞争优势是价格，如果能够进一步叠加上质量优势，竞争力无疑将大幅提升；二是扩大了“中国制造”的市场空间。一旦“日本制造”在质量上走向下坡路，国际、国内对日本出口商品的需求会有所下降，为中国商品进一步扩大国际、国内的市场份额提供了契机。”

“对于正在升级换代的‘中国制造’而言，这确实可以视为一个重要机会。”张玉来也表示，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借机加速推进战略转型，从低端制造领域转向日企扎堆的高端制造业挺进，同时更大胆地参与到“全球制造”之中，积极争取参与更多高端制造的机会，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已使跨国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成为制造业领域的新特征，在很多产业领域已经很难找到单一国家企业独立生产制造的产品，未来新兴产业更是如此。另外，还应当密切关注日企动向，准备随时采取积极合作的应对策略。受丑闻影响，一些日企难免会陷入经营困境。无论是出于波特理论的“好竞争对手”，还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中国企业都不应该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更积极进取的战略措施，尤其是对于曾创造出时代奇迹的“日本制造”更是如此。

“日本制造”敲响质量警钟

“日本的质量危机对‘中国制造’的质量提升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质量提升根本上还是要靠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从国际、国内的发展格局看，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几乎没有太大差异，日本企业面临的质量与成本的矛盾，中国企业同样会遇到。日本企业为应对成本压力而牺牲质量的非理性行为，中国企业同样会有。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在一些产业，产能过剩还普遍存在，中国企业在质量上“刻意”犯错的风险更大；政府质量监管还不能放松。现在，中国正处在质量监管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与转型时期，存在着质量监管松弛的极大风险。日本质量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监督松弛、政府监管松弛和企业管理松弛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国在质量发展上存在着更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协调，监管松弛引发系统性、区域性质量安全问题的风险要大得多；推动产业转型必须同时重视科技创新与质量升级。‘日本制造’的质量危机，现象上是质量衰退，根源在于科技创新的不足与失误。由于科技创新不足与失误，难以推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和创新设计，无法在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向上竞争，被动选择向下竞争，导致巨大的成本压力。这其实也是中国企业当下面临的经营困境。”蒋家东说。

在蒋家东看来，中国的质量提升应当从日本的质量危机中汲取教训包括质量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全球竞争环境的变化，日益增加了基于成本优势的发展经济体和企业的困难，守住质量安全底线面临巨大挑战；质量提升必须同时从质量升级和科技创新上发力，两者缺一不可；质量诚信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持久的挑战，只有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必须有健全、有效和严格的质量法律制度作保障；建立全社会参与质量治理的体系至关重要。“日本质量问题的不断曝光源于社会与新闻媒体的有效监督，这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免疫机制，使‘日本制造’的质量危机不至于恶化到无法扭转的地步。这与2008年中国在乳制品行业遭遇的几乎是灭顶之灾不同。”

呼唤中国质量作出新贡献

当前，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今日中国，质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然而通过何种路径、运用何种手段来提高质量管理的水平，提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工程质量却是摆在每位质量人面前的艰巨课题。

“过去的40年，我国积极学习日本、美国、欧洲的质量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工具应用于中国的企业实践之中，推动了我国产品质量的提升，缩少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质量差距，甚至使一些领域的质量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然而未来，中国的质量提升仅仅依靠现有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的质量工作者需要在质量管理理论方法有所创新突破，这是历史赋予中国质量工作者的使命。”温德成说。

事实上，自美国休哈特博士创立控制图以来，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不断涌现，如戴明的PDCA循环、朱兰的质量改进三部曲、费根堡姆的全面质量控制……这些理论、方法和标准都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专家30年前提出的，在今天这些质量方法大多数依然有效，然而必须认识到许多方法创立时的背景和局限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工具创新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为什么这么多年美国、日本、欧洲没有创立新的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呢？“我个人认为，一方面质量管理的理论方法已经相对成熟，实现新的突破有较大难度；另一方面就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质量理论与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减弱，制造业的空心化又导致发达国家的质量学者无法直接接触和掌握相应质量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质量理论与方法工具的创新。”温德成说，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这些为未来新的质量规律的发现和质量方法工具在中国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质量创新的潜在优势。因此，我国无法再一味依赖于发达国家为世界贡献新的质量理论和方法工具，而是要主动作为，深刻认识到质量创新是历史和世界赋予中国质量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