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 鸣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塑造了一个叫别里科夫的角色，这位顽固守旧、谨小慎微的先生，喜欢用形形色色的“套子”把自己包裹得像个粽子——当然，俄国人不吃粽子。然而他没想到，这些遮遮掩掩的行为，反而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最终成了笑柄。

如今的消费场所，到处都有这种“套中人”的变种——“套生活”。有些朋友买到一件喜欢的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实施保护措施，把它裹得严严实实。手机要贴膜戴套，汽车要封塑穿“衣”、车窗糊得漆黑一片，洗衣机和电脑、电视要遮罩……那么，“套”的毛病起源于何时何处？据一位老先生考据：这个风气应该是从自行车开始的。早年间，自行车算是个贵重的“大件”。由于怕划伤漆面，车主要把所有的钢管包上，包完就像旧车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买得起黑白电视机了，刚摆到桌面就给缝个电视罩。从那时起，正规工厂每出一款家电产品，街道小厂就忙着生产配套的东西，带有刺绣图案的布罩很快出现在百货商店里。一量尺寸，嘿，倍儿合适！除了布罩，还有屏幕保护膜、屏幕放大镜、彩膜、缝纫机罩、电风扇罩等，称得上应有尽有。此外，彩电的遥控器要用塑料袋装上，再用透明胶带封好。有线电话逐渐普及后，电话罩也风靡一时，甚至电话听筒都用绣花布包上，只露出听筒和受话器部分。看到这儿，年轻人可能全笑了。中老年人对此很坦然：“穿靴戴帽”的原因很简单，太穷。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大规模“包装运动”了，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如果说，从前人们收入低，买什么都打算使用一辈子。那么，今天的“套中人”现象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电子产品市场寿命非常短，数码产品平均两年即被新品替换。厂家都在不遗余力努力创新。比如LCD厂家都极力采用最新技术来提高亮度、色彩表现，增大可视角度，高科技防反光涂层，可是有人却再加上一层膜来降低这些指标；例如相机镜头防反光涂层加上保护镜后就不会有作用了，可是摄影家依旧固执地要加上个保护镜。再想到手机普及初期，消费者连手机生产线周转防护膜都不舍得揭掉，而是用透明胶带粘好。这种做法直接刺激了杂牌小厂生产手机保护膜，直至扩展到数码相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一切有LCD的产品，统统贴上了膜。更糟糕的是，这种风气连小宠物未能幸免。常常可以见到：街上跑着的可爱的小狗，爪子上穿着四只小鞋子。就这样主人还夸耀说，它还有雨鞋、袜子呢。还有，在老司机印象里，汽车和膜是一起进入生活的。和西方国家的人们相比，中国人的性格较为内敛，不喜欢暴露车内环境，以致贴的车膜颜色越来越深。而国外一些国家对汽车玻璃的透光率要求极高，在美国的一些州，为使警察一目了然地观察车内，干脆颁发法律禁止玻璃贴膜。而我们这里除了出租车，每家每户的私车都要“糊”得像个“密室”。大概人们觉得，坐在“套中车”里面感到很安全。

关于不提倡做“套中人”，极简主义者有话要说，没事儿听听倒也无妨。他们批判说，物质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目标变得庞大复杂，它导致我们对于生命观念和时间观念一无所知，对周遭的感知力日益减弱。悲哀地说，甚至还不如一只小猫。这一切全赖于物质的异化。人们用生命和时间换取着并无意义的工业化复制品，再给它们包上各式包装，而这些最终全变成了负担，因为需要用更多的时间精力收拾、使用、打理它们。当我们抱怨被生活的琐事埋没的时候，也许正是被自己的物品和包装埋没了——这便是物对人的异化。听人家这么一分析，好像事情有点儿严重了。那么，为了抵抗异化，还原消费品的本来面目，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膜膜”、“套套”们告别，省得被人家扣上“无意义”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