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往往是初次见到卢广的人的第一感受。和他那些凛冽、锋利的照片相比，个子矮小、微微发福、眼神温和的卢广看起来太过普通了，竟恍然有些不太真实。
11月10日，北京。在家中接受《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专访时，近3个小时的时间，卢广不经意间一直保持了稍稍前倾的坐姿，这似乎才显露出他和常人的不同之处：这是一种前行的姿态。
卢广已经48岁了，不再年轻。但夫人徐小莉说，一年365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
“去年一年差不多都在江苏，今年主要在河南。”交谈中，卢广不时参阅手边的中国地图——这是一张已经毛边、有些残破了的地图，多年来，它和一个相机身、两个镜头成为卢广最为看重的“宝贝”。
卢广刚从外地摄影回访归来。“回访”是卢广多年的习惯。“一个地方我3月份去了，5月还会去，然后8月再去，每次都拍相同的内容，以免有人会解释我拍下污染画面的时候，污水处理设备正好坏了……”
回访的时间跨度甚至长达10年。1995年，卢广曾“曝光”过内蒙古乌海市的私人“小煤窑”，引起全国关注，小煤窑纷纷关停。2005年，他再次回访，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位于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的交界处，“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黄烟滚滚，废气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向天空，臭味刺鼻。“附近村民都向我诉苦喊冤，有人甚至跪下来”。触目惊心的情形令卢广大为震撼，“责任在肩，无可推卸”，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把镜头转向环境污染。
2008年，卢广的《关注中国污染》专题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助研奖。今年10月又获得了年度尤金·史密斯大奖——引起惊呼一片，卢广又获奖了！3万美元的奖金将助他继续调查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
“哪个地方得癌症的人比较多，我就赶过去”
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伯纳·库什纳曾说过：如果没有照片，屠杀就不存在。卢广非常欣赏这句话，并套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没有照片，污染就不存在。以此强调自己的责任感。“我不拍下来，他们就可以说没有污染啊！”
如他所期望的，获尤金·史密斯摄影奖的组图，引发了一场视觉风暴——真实得近乎残酷的40张图片，像锋利的刀片一样割疼了无数人的神经。照片中的污染地涉及中国12个省份，但事实上，卢广的脚步远比照片走得更远更深。自2005年以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从西部内陆到东部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他先后去了从内蒙、宁夏、银川、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一直到安徽、江西、湖北、云南、浙江、广东……
在河南，卢广得知洪河污染严重后，他顺着河流一直往上游走，走到头，再折返回来，沿着污水，往回走。一个来回后他调查清楚了：污染来源于几家造纸厂和化工厂。而可怕之处在于，污染带来的后果是生命无法承受的。以至于后来他想知道哪个地方污染严重，就直接问医生朋友。“我问一家医院的医生，你们这里哪个地方得癌症的人比较多啊，然后我就赶过去。”
西平县的张于庄村是一个被严重污染的村庄，也是一个疾病高发的村庄，“一年就有二三十个得癌症的，很不正常”，卢广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村里。“村长说，20多年没有见到清水了。”当地农民用压井打上来一桶水，“这么高”，卢广用手势跟记者比划，“用眼睛是看不到水的，太脏了，沉淀3天和河水的颜色是一样的，浇地都不行，根本没法喝。村长把水拿去化验，结果显示严重超标。”
在这里，他的公开身份既是摄影师又是环境志愿者。只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会亮出自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身份。“我除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不参加任何组织，以防被人利用。”卢广说。
和普通新闻记者不同的是，卢广在采访中有的是时间和耐心。他常说的话是，“我不急。”当然他也总是希望尽快地为拍摄对象所熟悉。“沟通很重要，每天天一亮村民干活去，我就拿相机跟着”，卢广慢慢成了村民无话不说的朋友。
有一个小伙子，叫张良（化名），25岁，结婚刚一年多就患了气管癌。当地人生病是不愿意和别人说的，但终于就和卢广说开了，光做开刀手术就花了7万多。“我看了一下手术部位，吓了一跳”，卢广说，治疗一次以后，“他感觉好了，没什么问题了，但一个月之后又长出了淋巴，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后来卢广从医生那里了解到，“他那个病很危险的，不疼的淋巴更危险，怎么还在家里呢？他肿瘤开刀以后还要吃药、化疗……”
卢广大吃一惊，其时是今年的4月，他已经离开张于庄村。卢广连忙给张良的父亲打电话说明情况，第二天小伙子被送进了医院。
令卢广没想到的是，5月下旬，张良的妻子打来电话：张良去世了。听到消息，卢广的第一反应是赶过去。但对方说，不必了，已经葬了。卢广怔在原地，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此前他还特地赶往医院探望过张良，谁能想到这么快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呢？“张良的妻子还有一个月生产，他竟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卢广自己也意识到，从2001年拍完后来获荷赛金奖的《艾滋病村》后，“被巨大的苦痛震动”，他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让人们知道”的记录者，还成了拍摄对象苦难的分担者。
11月8日，卢广再次来到悲伤笼罩的张良家。这也是他第4次来到张于庄。这次，张良的父亲向卢广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劝说自己的儿媳妇留下来，不要离开。“张良是家中独子，他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儿子不能再失去孙子，可张良的妻子才22岁，不可能不嫁呀。我就提了个建议，招个女婿上门，一家人都同意了。”
在张良的墓前，冷风萧萧，林木瑟瑟，张良的妻子抱着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哭诉：张良啊，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会留下来照顾好孩子和父母的……卢广含泪按下了快门。
“唉呀，很痛苦的家庭。”卢广叹息，“年轻人的死亡率很高，对当地群众的影响很大，这不是一个村的个别问题，而是癌症高发的区域问题，尽管没有科学依据证明是污染的水导致癌症，但我们知道污水至少是不安全的，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仅仅在洪河流域，卢广就留下了几百张照片，污染地附近的村庄基本走遍，他用自己的镜头忠实地记录着所见到的一切。而每到一地，村民都把他看做“救星”，他的镜头下不乏下跪的村民。“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卢广说，“很难置身事外。”
5年间，卢广拍了上万张关于中国污染的照片。从中他挑出40张，组成《关注中国污染》组图。
“把他相机抢过来”
2008年，有朋友给卢广打电话，说沿海的化工园区污染很多很厉害。卢广把调查的首站选择在了江苏的燕尾港。
当时燕尾港化工园区建成时间并不长，规模也不大，很多工厂还没有开工。但污染很厉害。他得到的消息是，“工厂自己埋管道，通往大海”。去的时候，渔民告诉他，一个星期前，污水口已经改到海里了，看不到了。这一年卢广前后去了五六次，找了很长时间，硬是找不到污水口，直到今年的6月。
“那天下午，我发现海边灌河口的水是红色的。怎么会是红的呢？”卢广意识到污水口肯定埋得很深。第二天早晨天一变亮，他就爬起来去盯着。海水慢慢退潮，水位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很低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他不死心，又架起长镜头慢慢观察，突然发现有一个地方露出了一点点水泥管道。污水是不是从这里流出来的呢？
“看不太清，距离我有六七十米，”卢广回忆说，他脱了衣服冒着寒冷走到滩涂下面，这才发现滩涂并不是平的，“在下面走走走，发现有一个地方突然凹下去，哇，滚滚的红色污水正从那条水泥管道哗哗地流向大海。”终于找到污水口了！卢广兴奋地连连拍照。
当地渔民告诉他，海水退潮水位最低时是在中午一点到两点之间。“水位不到最低点是看不到的”，后来卢广又带领几位记者在中午两点时去看，发现这次污水口流出来的水不是红色的，而是墨绿色的臭味很大的污水，同行的记者都惊呆了。
“当时省市环保局的领导已经下来严查污染问题了，”卢广说，“墨绿色的污水来源于一家工厂新上的产品线。产红色污水的两个车间已经停了，车间我都进去过。一有红色污水空气中就飘着难闻的臭味。”
临走时出现了小插曲。“上次我一个人拍没事，这次去拍，当地化工厂已经派人看守污水口，发现我们之后很快来人了”，卢广他们连忙洗了脚离开。“有人说要请我们吃饭什么的，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车子就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把我们送出去，呵呵。”卢广狡黠地笑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跑了。当地的环保局长也来了，一来就问，哪个是卢广，卢广在哪里？”
在卢广的纪实摄影生涯中，惊心动魄的时候很多。2003年在拍摄《非典》组照时，因为担心自己染上SARS病毒进而传染孩子，他在《64天非典摄影日记》一书中写道：“孩子一旦被感染，我不仅仅是个罪人，而且永远无颜面对妻子与亲友，甚至对从事纪实摄影的人都有负面影响。人们会问，为了拍照片，牺牲自己的亲人，这值得提倡吗？我也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要不要坚持下去？整夜我都在两难中徘徊。坚持，还是放弃？”
最惊险的经历发生在去年，灌南县的一个村子。恰逢海水退潮，当时连云港化工园区管委会和污水处理厂的人正在准备向灌河埋排污管道，“本来管道在河堤旁边，可他们又增加150多米管道，一直要延伸到灌河里面去”。
管道很大，用吊车吊了起来，卢广一见十分激动，咔咔地连拍六七张照片，结果被一位领导发现了：“把他相机抢过来！把人拉过来！”
哗地冲上来几个人，把卢广压住，抢夺相机。“手也打，脚也打，抢了几分钟，我死死抱住相机，才没被抢走。他们没办法，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我是浙江来的，是旅游的。”
这时，两名帮忙干活的消防队的武警被派了过来，还是要把相机拿走。卢广冷静地质问两名武警：“你们是保护人民的，我在这里没有犯法，我是路过这里，难道在这里拍照犯法吗？”
僵持的结果是，卢广由“专人专车”带到了管委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料。幸运的是，因为急于在涨潮之前埋好管道，对方只留了一个人看守卢广。“向导把那个人拼命抱住，我才得以跑掉，摄影包都被拉坏了。”
很快向导被抓了起来。并被“谈话”：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哪个报社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向导什么也没说。还抽空通知他：你赶快跑吧，他们说一定要抓住你！
第二天卢广听说，向导一早又被公安局带走了。这次“谈了”两个小时，向导还是什么也没说。卢广又感动又欣慰：“当地群众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他们都是受害者。”
这更坚定了卢广的脚步。接下来他又去了陈家港、头罾……沿着海岸线走，各地的化工园区一个接一个，一直到长江口。发现尽管污染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各地的做法大同小异：都是深埋管道，通向大海，或者偷偷排放，或者超标排放。
《关注中国污染》40张照片中，有三张是河南的。卢广荣获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第二天，河南一个村的书记就打来电话，先是祝贺，接着就说：“我代表全村百姓感谢你！”
恨卢广的人也不少。“一些污染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的人恨死我了，都恨得没办法了，”卢广说着大笑。“一家媒体本来第二天准备刊登我的照片了，但后来不但把图片撤下来，可能还迫于压力把我的个人信息给透露了出去。很快当地派人来北京找我表示要‘汇报工作’。”卢广只好玩起了“躲猫猫”。
后来甚至就有“收买”嫌疑了。“今年5月，他们又说要带很多礼品来看望我，‘我们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想资助你’……”
“解决要靠严厉法律”
中国的污染到底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在卢广看来，中国的污染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是企业逐利过程中的道德缺失。“一些个别的企业老板特别是污水处理厂老板，想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偷排或者超标排放。譬如全国各地的化工园区，本来国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建立化工园区的目的就是便于统一管理，特别是考虑到污水问题、废气问题、化工污染物问题可以统一管理。在操作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按照国家标准，一个工厂在化工园区建立起来，你要有自己的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过一次的污水再流到污水处理厂，再进行一次处理，符合标准了然后排放，这是科学的污水排放方式。”
他调查发现，现实中存在两种情况。“大多数国外企业在中国都有自己的污水处理厂，都按国家标准建立了污水处理设备，也经过处理之后再流入污水处理厂，但污水处理厂是否处理，外企是不管的，也没有权力管，反正钱他们已经交给污水处理厂了；还有就是国内企业，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污水处理设备，他们认为有污水处理厂了，不需要自己处理，就全权委托给污水处理厂负责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污水处理厂是经济实体企业，它不但需要赚钱，还想不断地赚更多的钱，结果污水就超标排放或者没有处理就直接排放。”
卢广认为，仅靠群众举报、环保部门查处罚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2009年4月，他拍下了洪河水污染的照片。一个月之后，当地环保部门对一家工厂课以罚款并勒令停业整顿。消息传来当时他特别高兴。但10天之后，工厂整顿完毕复工——他再次去拍摄污水口时，却失望地发现“污水还是整顿之前的那种颜色”。
“环境保护法最高罚款额是50万，和污水治理费相比太少了，对于一个年利润几千万、几个亿的企业来说，根本不在乎这点钱，”卢广说，“而国外对于排污企业都是施行重罚，一直罚到破产倒闭为止。”
由此卢广建议严刑峻法：“一方面提高罚款额度，一方面是《环境保护法》里没有刑事责任，比如‘松花江事件’，当事人虽然也被判刑但依据的不是环境保护法。如果《环境保护法》规定——譬如应该罚款50万的话，企业法人判刑5年，罚30万就判3年，那法律就会迫使企业自律，他们会主动地请环保部门监测污水排放是否达标。”
他把企业偷排污水的行为比喻成“小偷”，“你天天偷，肯定就会被捉，企业老板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让自己被判刑？所以说，中国的污染并不难解决，因为它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解决是一个法律问题，要靠严厉的法律。”
“我要的是拍到极致”
卢广自称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结果”曾经是金钱、名气，但现在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卢广说一切都看开了：“我要的是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也没关系，那我就记录历史。”
“如果《关注中国污染》没有获奖，就不可能引起广泛关注，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轰动效应。”他对记者说。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由摄影师之一，卢广是获奖最多的一位。从《西部淘金》到《艾滋病村》再到《关注中国污染》，从中国摄影金像奖到“荷赛”一等奖再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但在收获荣誉的同时，伴随着他特立独行的社会行走，质疑和批评声也一直不断。
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声音来自于著名新闻报道摄影家贺延光。之前贺曾称赞卢广“拍了许多我们新闻记者应该拍摄的图片”。但在2008年，贺延光在给卢广的公开信——《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中写道：“……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了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并且还对卢广拍摄中存在的“诚信问题”提出了质疑，“如一个人老犯同样的错误，不是智商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另有心计了。”
其后卢广也以《贺延光：您一直是我敬重的老师》为题回复了一封信，对贺延光说他参加金镜头评奖被撤销资格、参加华赛落选以及非典期间被传摆拍、拍摄吸毒者提供毒资等质疑做出了解释。
对于为人诟病的“摆拍”，卢广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追求的是内容的真实：“我不是新闻摄影，而是纪实摄影。他们要把新闻摄影的观点放在纪实摄影之上……尤金·史密斯也是这样的。要拍给孩子洗澡，他就问，能不能下午洗，光线好一些。所以很正常，本来就是要洗澡的，关键是存不存在这样的真实。现在报纸上的新闻照片，就不摆拍了吗？只不过他们有双重标准罢了。”
“我要的是拍摄的极致。”他对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强调。
还是听一听尤金·史密斯基金会副主席罗伯特·普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卢广的评价吧：从专业角度看，卢广的《中国的污染》是让人难以抗拒的……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摄影师。卢广的拍摄风格非常强有力和直接。他用的颜色也不同于传统的纪实照片。他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地拍摄，有时候甚至是夸张或者抒情的，就像瓦格纳的戏剧那样。这组照片以非常的说服力呈现了卢广自己的焦虑和对于污染问题的关注。它们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有力的交响乐——一个宏大的视觉叙事，这超越了中国的范围，而跟我们共同的地球有关。我挑不出其他任何个人（参评者）的图片来跟他比肩。
对于卢广的拍摄手法争议，罗伯特·普雷说：“纪实摄影不是新闻摄影。它应该更加个人化、而且非常主观。一个有目的的摄影师，要尽最大可能地阐明他想表达的观点。对于卢广，问题或许应该是：是否工业的污染在今天的中国，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是否有很多严重的疾病、生态、环境的问题，是由污染导致的；或者这些事物都是摄影家自己在脑海中臆造出来的？”
从浙江永康一名爱好摄影的普通工人，到蜚声摄影界的名家，没有人能代替卢广几十年间丰富的体验和内心曾经的波澜。
摄影是个花钱的差使。夫人徐小莉说“他外出住宿一直都不舍得住100元以上的旅馆”。以前每到春节的时候，卢广一定得回浙江老家经营自家的影楼生意，这是他拍摄经费的主要来源。1993年卢广来北京学习，但1996年就“没钱了”，不得不返回老家。之后到2001年的5年间，卢广拼命赚钱，为的就是返回北京，重回摄影界。
多年的风雨兼程，卢广也很难说清手中的“灰镜头”究竟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庆幸自己还保持着敏锐的目光、独立的精神，还有丰富的情感。“河南安阳钢铁厂附近的一个村子，每天都下‘铁雨’，在家里扫完地，拿吸铁石一吸，‘哗’地沾满铁屑。有一位老人，喜欢这样擦脸——”他边说边擦了一下自己的脸——像被扎疼了一样又缩回手，“结果铁屑钻进毛孔里，满脸都是疙瘩……”
对于有人说他靠揭丑取悦外国人，卢广反驳，“污染是关乎民族、国家和整个地球的问题，关注污染就是最大的爱国！”他说，将用几年时间继续重点对渤海、东海、珠江、淮河、辽河、松花江进行调查拍摄，对中国工业污染现状作出一个全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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