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须虫

   直接爱心捐赠受益人死亡，余下善款如何处理，一直充满争议，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尽管每一个个案都有其个性成分，但作为标本也具有典型意义。争议的核心在于善款转赠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法性是现行法律下，对善款所有权与处分权的认定。直接爱心捐赠在法律上是赠予关系，被赠予人在没有事先协议的前提下，受益人及其亲属享有慈善的所有权和处分权，事后选择捐出或者不捐出都是合法的。合理性是基于慈善伦理的道德判断，弘扬公益慈善的道德激励出发，社会总体倾向于捐赠受益死亡后善款再捐出，强化慈善的纯洁性，传递公益爱心的力量，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而个案还有其特殊的一点，受赠家长梁颖的父亲、爷爷曾明确向捐款的爱心人士承诺：如果梁颖治疗效果不佳，他们将捐出余下的爱心资金，给其他需要救助的患者。既然事前承诺了有条件捐出，他们现在的态度则明显违背了诚信的原则。很明显，个案作为样本，恰恰说明单纯的道德诉求和诚信自律，难以规范受捐环节的种种行为，软约束不足以保证慈善的健康秩序，任何一个不道德、不诚信的个案都会给社会公益慈善带来伤害。

   毫无疑问，慈善公益不能只以爱心的名义来调节，更该进入法治的轨道，给予有效的约束。我国慈善立法滞后的问题由来已久，事实上慈善法治不仅仅只是立法，而是在立法确定规则的前提下，通过规范运行机制，把可以预见的争议、需要厘清的界线，明确在事前而不仅仅兜底于事后，即先小人而后君子。

   比如，受捐、处分权限受益人的权利界线在哪里、受到哪些制约、谁来监督、监管、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等等，都该有清晰的规则，并在实务中融入捐、受、监督三方共管的机制与程序。如以在募捐到钱后，找一个政府慈善机构或者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统一管理这笔钱，如果用不完善款，钱还在组织手上，也清楚明了剩余多少，方便后续处理这笔钱。有充分制衡力量参与善款处理，才能有效规避争议与风险。

   今年1月，社会呼吁已久的《慈善法》草案进入二审程序，待产在即。从该草案来看，个案“拒退善款”的一些行为，在未来将找到处理的法律依据，如“诺捐”的条款可对“悔捐”进行处理。当然，慈善公益仅止于立法是不够的，慈善法治需要渐进推进规则细化与运行机制的体系化。《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