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是犬儒主义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他衣不蔽体，乞讨为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对其哲学智慧早有耳闻。当获悉他住在郊外一个破木桶里时，亚历山大决定亲自拜访一下这位著名的乞丐。
   狄奥根尼正躺在他“家”附近的草地上晒太阳。亚历山大走到他身边说道：“我是亚历山大，如果你有什么愿望，我会恩赐给你。”
    狄奥根尼说：“我惟一的愿望是，请你闪开，别挡着我的太阳。”
    亚历山大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宁愿做狄奥根尼。”
   尽管有不少人对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人把狄奥根尼的那句话评为人类近3000年来的历史上发自民间的最经典的声音，也不妨碍另一些人因亚历山大的那句千古绝叹而将其视为人类近3000年来的历史上胸怀最为宽广的帝王。
   时移世易。不仅傲视一切的狄奥根尼和气度非凡的亚历山大均未能再度出现，就连一般的哲学家和普通的帝王也都快见不到了。这个故事惟一具有现实存在意义的遗产是乞丐。
   当然，不管真假，现实中的乞丐，虽然无一例外地都是某种“主义”的实践者，但他们终因对“恩赐”的过多期待而无法达成对现实的超越。他们惟一想“超越”的是乞丐这一现实———“如果我不是乞丐，我宁愿做有钱人。”
   现实中，相比于乞丐，有钱人实在是太多了，但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一个愿意通过成为一个乞丐而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他们惟一想“超越”的是“现在的钱还远远不够多”这个现实。于是当一个乞丐站在他们面前，伸手向他们乞讨时，他们的“恩赐”很可能是：“闪开，别挡着我的太阳。”
   据说，有一些已然处于“有钱人”状态的公司部门经理，为了实现对“现在的钱还远远不够”这个现实的“超越”，会参加一种特殊培训：把自己假扮成乞丐，到街头向路人行乞，以培养自己的公关能力。在此意义上，乞丐由于有人“愿意”当而反讽地部分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
   对于《红楼梦》，鲁迅说：“道学家见淫，经学家见易，才子见缠绵，流言家见宫闱秘事，革命家见排满。”对于乞丐，当然也可以说，亚历山大见哲学，公司经理见公关，市政管理部门见扰乱公共秩序兼影响市容，爱干净的人见肮脏，小心的人见欺骗……
   尽管各路英雄之所“见”均有不同，但更多的人在见到乞丐时却坚持这样一个逻辑，即《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的逻辑：当她女儿劝说他为非洲儿童捐款时，他说道：“我为他们捐款，谁为我捐款？”
   乞丐和穷人的存在是向社会道义和良心提出的求证，而有钱人对他们的态度则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最好说明。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曾说过这样的话：“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有人说，如果我是卡内基，我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也会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给社会。可是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对于一个向他乞讨的乞丐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卡内基”了，而他却从来舍不得从兜里掏出一块钱。
   英国作家萨克雷《名利场》中的贝蒂说：“假如我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收入，我肯定也是个贞节贤淑的好女人。”这话与中国传统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信条有一拼。但“收入”如何才算“可观”，“仓廪”如何才算“实”，“衣食”如何才算“足”，一直以来鲜有标准，因而“不好”与“不知”从来就有借口。如果卡内基是一个标准，那么成不了他，就别怪我没有爱心了。
   事实上，“民贫”固然容易“奸邪生”，但富足并不直接导致道德水平上升，相反却可能由此而更加不道德。掏一元钱以利一乞丐之事尚且不为，一旦成为“卡内基”后要掏上亿元钱以利社会之事恐怕也难办到。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富贵能移，饱暖思淫；而斗富比奢，玩人玩物，也都是有钱人的一贯所为。现实的逻辑似乎只能是嗜利之心随聚敛而继长，揽权之欲与威势而俱增，道德良心之类，早已泯灭而不知其所终了。而声称“如果我是卡内基，我会如何如何”，却对眼前的乞丐说“闪开，别挡着我的太阳”者，其逻辑当与“月攘一鸡”的盗贼理论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