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在前面的话：
经常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和文学刊物。有一个感觉，就是反映公安、工商、税务、军队等题材的作品很多，而反映我们质检系统战斗生活的艺术作品几乎是空挡。这与我们质检系统在国家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很不协调，这种状况也使我们系统在社会上威信和形象的树立受到一定制约。有感于此，我决定创作一部反映质检系统干部职工战斗生活的小说，以查处一个大的制假案件和质监扶持企业发展的故事为发展主线，全面反映质检系统干部职工履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的战斗生活。也许有人会说：你是自不量力。但我会尽全力去做，用真心和智慧去讴歌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工作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希望系统们的朋友对作品提出批评指正意见，把意见发到网页下面的评论里。也欢迎系统的朋友们提供一些查处制假售假大要案件的线索和故事，可直接发到我的邮箱：sxgp.guoyongdong@126.com
故事梗概：
王安邦初任平城市委书记，就发生了毒酒致死人命大案，王安邦在组织执法部门破获制造假酒的黄彪造假走私贩毒团伙的过程中，面对经济萎缩不振，政府机构臃肿、地方领导与犯罪团伙相互勾结等重重弊端实施大手术，用铁碗对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质监、公安、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执法部门通过查处一个个制假大案，用法律“长缨”束缚了造假“黄龙”。平城经济社会最终走向繁荣、和谐。
（十四）
忆峥嵘岁月
上一章节咱们提到，黄彪在五、六年前在平城市“淘金”。那会儿正赶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土地下放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计划经济下物质不丰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需要，供小于求的社会矛盾逐步得到缓解。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各行政机关和行政编制人员的扩充，行政经费明显短缺。军队、警察、政法系统纷纷开办公司，经营第三产业。地方与地方，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由利益冲突导致的地方保护、造假也成为这一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
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可以称为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中国经济刚刚从“文革”时期的停滞状态拔乱反正，百废待兴，市场需求巨大，经济社会矛盾复杂。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就拿平城市来说吧，一九九五年的前半年，市区的几条主要街道的墙面上，还被一些政治性的宣传标语占据着。人武部的大门上至今还保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打仗”这样标语。后半年，平城市的几条主要街道的墙面上就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商品的广告占领了。这情景就和当时六十年代末期，平城市区古城路繁华地段的古楼、距离市区二公里的七佛山上的七佛殿，在顷刻之间被毁灭一样，保存数百年的历史文物毁于一旦。前者是当时的当权者遵循“破四旧，立四新”的最高指示闯下的功绩，后者是被当地村民修房盖屋的小农意识和膨胀的私欲而毁。九十年代中期，经商的浪潮冲击平城，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市民，开始从外地倒腾服装、家具等紧俏用品到平城贩卖，外地的客商看准了平城廉价的煤炭资源使劲往外倒腾。
平城经济也一度呈现出繁华的景象，市区新建路和火车站广场修建了五、六座商场、宾馆、酒楼。市区南大街一侧原来是二轻企业的制鞋厂、标准件厂、五金厂、服装厂的厂区，后来这些单位全部把厂门和围墙推倒，建起了十多座商城。平城市一时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客流如潮，有的商家经营小商品，本小，利大。一块普通电子表卖十多元还是抢手货，一个电子打火机卖二元钱。在商城里承包上两、三米柜台，一年净挣个三、四万元很轻松。平城的宾馆、饭店里住满了天南海北来“淘金”的人，他们长年在宾馆里包房间住，做生意不需办理营业执照，只需要和几个大型钢铁厂、电厂联系好发煤业务，再打通当地铁路局的报车皮的就可以了，人称他们是“皮包公司”、“煤倒爷”。他们往往在和当地的煤矿打了一次交道后，就干开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了，赊欠煤矿的煤炭发送到购货方，待结算后再给煤矿付款。煤矿生产一吨的煤卖个二、三十元，而经他们倒手到南方后，吨煤就有二、三百元的暴利。
在一九九五年，家户安装一部电话要给电信局交五千元的“初装费”，令大多数的家庭望而却步。而鼓捣煤炭的老板，手里拿着一万多元的像半头砖大小的“大哥大”，在街头显阔。眼见着倒腾煤炭的外地人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了口袋里，当地许多人眼红了。当时有两个最时髦的词：“煤倒”和“官倒”。倒运煤炭的人通过投机专营大把大把地捞钱，政府机关的一些掌握行政实权的人用“批文”捞钱。当时社会商品还处于不饱和的阶段，同样的一种的商品有出厂价、政府补贴价、批发价、零售价几个档次。某个单位、某个家户想批几立方的木材搞修建，都要先去计委批了指标，然后才能到木材公司购买。平城市计委的一个领导一年往外批个几百吨的农用柴油就能挣个一、二十万。劳动局的一个小小的调配科长，掌管着全市全民工计划内指标，给你一个全民工指标要三千元，不还价。不给钱，你的儿子只能按知青身份对待，或者到二轻小企业就业。
平城市有丰富的煤、铁资源，铁路、公路交通便利。自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后，平城市就成为全国各地众多“淘金”者首选的地方，在一九九三年前，平城市只有四座国营煤矿，六座二轻煤矿。到了一九九五年，各类煤矿迅速增长到了二百六十八座，仅从外地进驻平城开办的部队煤矿就有九座。这些的军队办的煤矿，无须向当地政府交纳税金，甚至连公路养路费都不需交纳。军警法系统办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经费支出缺口。李新明当时所在的部队某团，就在平城开了一座年产量达八万吨的煤矿，李新明当时是汽车运输连的排长，负责把生产出的煤炭往北京、上海等的钢铁厂运输。每月除了四百多元的工资，还有二多百元的伙食补助，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高工资了，除了自己积攒一些外，每月都要给母亲和两个兄弟留下一百元。
郭明当时在一个乡镇当书记，他感受到这次经济大转轨带来的震撼，是在一次到地区开一个会议。在食堂购饭时，会议的主办方不要“粮票”了，只收现金，在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了四十多年的粮票作废了。自古以来，“皇粮国税”关系着国计民生，也是历朝历代执掌政权的抓的重头戏。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因为饥寒交迫，农民揭竿而起的事例不鲜见。前两年刚刚废除了“布票”、“棉花票”、“肉票”等供应凭证。如今从解放以来延续到今的“粮票”成为历史，说明了农村实行土地下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的供给实现富足有余，这是历史的大变革啊。自己当乡镇长、书记十多年，工作中最头痛的事情也是组织村粮统购、催收农业税和农业提留金。过去平城商业局下设八大国营公司：百货公司、交电公司、蔬菜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等，街上有专卖水果的国营综合商店。郭明每次到国营粮店购粮，想多兑换点细粮或是全国粮票，也要托门路。记得七十年代，郭明家里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每天中午只能吃“汤面”。一次，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到位于南大街的饮食服务公司第一食堂改善伙食，二两省粮票、一毛钱一小碗的“肉炒卤面”，吃得全家人都乐开了花。
要说是一种戏剧性的巧合也不为过。一九九五年这一年，作为本故事中主要人物的郭明、李新明、黄彪三个人，正好都在平城市。郭明在九五年的年末由乡镇书记调进当时的标准计量局工作。李新明在部队驻平城的一个煤矿调运煤炭。黄彪住在平城最为豪华的“玫瑰园”大酒店往外倒腾煤炭。黄彪经常下舞厅泡小姐、在酒店喝着名酒、抽着名烟，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黄彪当时就到过李新明所在的部队煤矿，联系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倒腾煤炭。也许他和李新明打过照面，只不过李新明当时在部队上只是一个负责运输的小小的排长，芝麻大点的官，黄彪要接触的人是主管煤矿销售业务的副团长。
那年，平城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假冒部队番号，打着部队旗号经营煤矿的案子，一时轰动了全国。这是郭明第一次听说“假冒”这个词。事情起源于张贴在“黄山沟”煤矿外面的一张彩色的招工海报。
黄山沟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家部队煤矿。当时两个四十多岁的部队军官找到村支书，说是经过勘探证明，黄山沟范围内有煤炭资源，部队要进驻黄山村开采。两名军官手里拿着某集团军司令部的介绍信。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煤炭的开采没有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只需要村上同意，打出煤炭后到当地的经委备案即可。煤矿筹备现成后，村上的人见煤矿大门处设了两个穿着军装的人站岗，不时有穿着军装的人和部队的军车进出煤矿，谁都不会怀疑部队煤矿的合法性。军队在当时的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地方上的小年轻人就以能穿上一身黄色的军褂而显耀。在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许多穿着黄色军装的年轻人，军衣、军帽子等军用品也成为各商城的热销货。
黄山沟煤矿‘招工海报’上是这样写着；“今因煤矿扩大经营业务需要，在平城市范围内招聘三十名管理人员。要求条件是：一、政治素质好，无条件服从部队管理。二、必须具有保密意识。三、复员退伍军人优先。待遇：经部队政治审核通过后，可享受军官待遇，授以部队军官军衔。
招工海报的消息像一阵风，迅速传遍了平城市，这则消息也引起平城市公安局的注意。一是当时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城市户口、招工还受计划指标控制。私人企业和外来单位不能随便招工。二是参军要通过当地武装部统一办理。三是军队提干、授衔都有一套法定的程序。公安局局长责成当时担任刑警队队长老明负责侦察。老明和手下两名侦察员化装成报名招工的人员，打入这家煤矿内部侦察，老明录取后还被授以了少校的军衔。
老明通过和人武部联系，以煤矿提供的律属某集团军的信息为侦察重点，内查外调，确认这是一伙打着部队旗号公开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团伙。有着大校军衔的黄山沟煤矿的负责人，原来是某集团军曾经开除过的一个违反军纪的人，从部队出来后在社会上搞诈骗活动。公安局从犯罪分子经营的假冒军队煤矿，搜查出伪造的部队任命文件，假军官证、几十套军装和十多辆军车。这个煤矿在以部队名义招工中，还自己任命了大校、中校等军衔。这一案破获后，很快成为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的焦点，登载在各类报纸和杂志上。
全国的经济形势稳步提升，使得能源供需的矛盾日益加大。平城市所在的煤炭资源大省，由于煤炭产业结构单一，煤炭不能及时调运出去，承包煤矿的人亏损，负债累累。全省经济在全国排名倒数。倒煤贩煤、控制着煤炭流通的“煤倒爷”却发着横财。平城市几乎所有的二轻企业产品滞销，频于破产倒闭。平城市的几个大的商城仍然是一派繁华景象，各种“品牌”繁多的商品热销。离市区二公里的龙兴村的公路两边还建起了歌舞娱乐城，每当夜晚时分，灯红酒绿，一家接着一家的歌舞厅内歌声悠扬，漫舞翩翩……
郭明第一次从轰动全国的“假军人”事件中，听到了“假军人”、“假军车”、“假证件”、“假军装”这些陌生而又新鲜的词汇。随后的一段时间，他就从报纸上见到了有关“石灰粉假冒洗衣粉”、“旧显象管翻新组成新彩电”、“旧汽车轮胎翻新当新品卖”的一些造假事件的报道。电视上开始有了介绍识别真假商品的栏目。郭明自己真正接触“假冒”，是从过去一直使用的小小的火柴上。
火柴，在平城老百姓嘴里一直被叫做“洋火”。大概这东西是从外国引进的缘故。老百姓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就一直用火柴来“取火”。郭明的记忆中的火柴，是本省生产的一种火柴，市区的商店里几乎都卖这种牌子的火柴。火柴盒制作精细，二分钱一盒，火柴盒的正面印着一座古城的鼓楼。一盒火柴里装100根火柴棍，刚买上拿在手里感觉盒子装得鼓鼓的，从盒子里取出一根火柴棒，把那圆鼓鼓的红色“擦头”，放在火柴盒侧面的“擦皮”上轻轻一划，蓝色的火苗腾起，顺着火柴棒往上直窜。而这会儿，商店里卖的火柴品种多了起来，甚至还卖起了各式各样的机械的、电子的打火机。刚才说的那种牌子的火柴在商店里还有卖，价钱涨到了一毛钱一盒。一盒火柴里只装了少半盒，火柴盒的做工也不如以前精细了，火柴盒子正面的鼓楼图案变的模糊不清，拿一盒火柴在手里晃动，能听到稀疏的火柴棍在盒子里“唰刷”撞击的声音。取出一根火柴在“擦皮”上划几下都划不着火，用的劲大点，火柴棒子就折了。
郭明在这一时期听到了许多新鲜的词汇，如“质量”、“标准”、“效益”。在一家百货批发公司里的墙面上，他甚至看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大红标语。听人说这口号是从深圳那边传过来的。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听到最多的有关经济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等。郭明记得自己上高中时政治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一边是外国的资本家把生产的剩余产品全部都倒进了大海，为的是怕生产多了商品贬值。一边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没有吃穿，也根本喝不上牛奶。那时候他对老师讲的这些似懂非懂，资本家把剩余的产品牛奶给了工人用不就得了，总比倒进大海里强的多啊？十多年前，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期，郭明的女儿读高中时还要穿打了补丁的衣服。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有了自尊心，只吵着郭明给买新衣服，可在那个困难时期，郭明一个人挣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又哪来的闲钱给女儿买新衣服呢？
郭明对当下社会上刚流行起的“质量”、“效益”、“管理”这些的新名词感到新鲜的同时，也真想不出，这些新鲜的词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更没有想到，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他会参与到与这些新鲜词汇有关的工作中，并且一干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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