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０年过去，即使当年红军队列中的少年也绝大多数离开了人世。然而，那支红色大军所创造的震惊世界的不朽传奇，却永远地铭刻在了人民军队的记忆中，铭刻在了共和国的史册里。
　　红军，人民军队第一个统一的名称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夜，一阵枪声划破南昌的宁静。２万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起义。
　　那一夜，只有１２万人的南昌成了红色的海洋。
　　６年后的７月１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８月１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从８０年前南昌城里走出的那支起义部队，到今天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这支军队走过了传奇般的历程。
　　“南昌起义部队，使用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军事科学院红军史专家徐占权说，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出的旗号是工农革命军。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部与毛泽东部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在通告中明确指示：“可正式命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随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也相继改称“红军”。
　　“完全借用了苏联红军的名字。”徐占权指出，从此，红军就成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统一称号，直到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红军的出现，是照亮旧中国百年暗夜的第一缕如火朝霞———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凌辱已近百年。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到太平天国的农民武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革命军，“城头变幻大王旗”，但，除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一再加深外，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来侵略却不曾松动分毫。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了百年积弱的中国终于酝酿了属于自己的希望的话，那么，红军的出现，则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大幕。
　　红军，奠定人民军队红色的血脉
　　仅仅是一碗饭，１４岁的“干人”夏精才就定下了跟红军走的决心。在７２年前的贵州，“干人”指的是那些穷得不能再穷的人。
　　“我和母亲二人，全靠讨饭、打柴为生。”８６岁的夏精才当年加入红军队伍时的动机，再单纯不过了。
　　从赣南到湘南，从湖北的红安、麻城到安徽的金寨、六安，从偏僻的乡村到大都市里的将军楼，建军８０周年之际，记者走访了数十位健在老红军后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加入红军时的情形和动机与夏精才几乎都一样。
　　“早期的红军，就是由这样一些多数仅为了吃饱肚子、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组成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但，在中国共产党“点石成金”式的教育和引导下，这些当初并无远大理想的“泥腿子”很快变成了坚定的红军战士，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至今仍令人感到难解的奇迹。
　　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攻打长沙受挫后，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９日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此时，部队已由起义时的５０００余人减员至１０００人左右。更严峻的是，官兵矛盾突出，部队精神不振，纪律松弛，掉队、离队的人越来越多。
　　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徐焰说，由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奠定了红军骨子里的“红”色。
　　作为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重大创造，“支部建在连上”从此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根本制度。１年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危急的长征中，党的组织生活也从没有间断。”在遵义会议后曾任营教导员的老红军方国安回忆，无论是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还是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
　　聂荣臻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２５％，甚至５０％。这个比例远远高于部队中党团员的比例。
　　刚刚入伍后的夏精才在做了一周的司号员后就不干了———他认为吹号是一个低贱的工作。“领导让我做了卫生员。”回忆起当年的蒙昧之举，老人笑着说，对于一生未曾上过学的自己，红军就是一所大学———教给了自己文化，更给了自己超越“填饱肚子”的理想和希望。
　　夏精才老人回忆，为了让他们这些不识字的战士们学文化，行军前，连队的指导员或文书会把字写好，贴在每一位战士的背上。“后面的人行军时，可以看前面人的背，一次认一个字。我最先学的就是‘红’‘军’‘我’‘蒋介石’等字。”
　　１年后，初步脱离文盲的夏精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一个震惊世界的传奇
　　１９３６年８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美国记者斯诺在红军长征会师前夕冒险进入陕北采访。
　　一年两个月后，他的报道集《红星照耀中国》震惊了全世界。
　　至今，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不少人仍把斯诺对红军和长征的发现及描述，比作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曾３次会见这位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打过交道的记者。
　　在采访了大渡河十七勇士后，斯诺发出了“他们是人，还是神？”的慨叹。曾作为红一军团宣传队分队长亲自为十七勇士壮行的李水清回忆说，对于红军官兵来说，勇士的壮举“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们身上，负着“土地”“平等”这些中国贫苦农民千百年未曾实现的梦想。
　　“我们经常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我们都参加过土地改革。”李水清说，老百姓都知道，红军真是人民的军队。
　　当时的红军将领和共产党员，则始终冲锋在这些红军战士的前面。
　　在著名的娄山关战斗中，彭德怀就站在一线指挥。老红军方国安回忆，参谋长邓萍劝他往后撤一点，他说：“指挥员怕死，部队能冲锋陷阵吗？”
　　几天之后，２６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了遵义城下。这位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年轻将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战将。
　　在娄山关战斗中，方国安眼部中弹。浑然不觉的他继续冲锋，直到警卫员把他扑倒在地上。
　　战斗胜利，方国安却永远地失去了右眼。然而，这位９４岁的老人至今也不觉有什么：“红军就是要打胜仗！”
　　在注重钢铁吨位与炸药当量的西方人眼中，这样一支衣衫褴褛、常常饿着肚子、很多士兵甚至没有一支步枪的部队，能在数倍于己、装备优良的大军围攻下一次次地胜出，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面对红军在长征中所创造的战斗和生命的奇迹，斯诺深为自己未能尽究其中的故事而感到遗憾：“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半个世纪后，斯诺的同胞、年过七旬的索尔兹伯里在亲身重走了红军昔日走过的路后，把长征称为“人类精神坚定无畏的丰碑”。
　　一次次面临绝境，又一次次绝处逢生……从井冈山斗争到创建苏区，从一次次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短短的１０年间，创造了太多令世界震惊的奇迹。
　　就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夕，已换上国民革命军军装、改称八路军的那支红色军队，在平型关战役中击毙日军１０００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胜利。
　　李水清在战役中中弹负伤。但这位八路军营教导员并没有退出战斗，而是捂着流血的肚子继续冲锋。
　　“不管换什么衣服，改什么称号，我们的心永远是红色的。”老将军说。 （《中国国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