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阳光是灿然的。而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总有几片阴云在天空中飘来荡去，遮蔽了当头的骄阳，也沉重了我的心情——6月17日，是父亲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又一次想起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两位男人：一位是给予我鲜活生命的父亲，一位是给予我谆谆教诲的段更新老师。父爱如山，恩师如父。他们都是我最敬重、最爱戴的人。
　　哲人说，人不可能使自己伟大，但可以使自己崇高。这种崇高，就是人格的崇高。在我看来，父亲和段老师就是具备了这种崇高人格的人:父亲一生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律，待人谦恭，与世无争，在人间尘嚣中永葆气定神闲的坦然姿态；段老师一生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自勉，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在尘世喧嚣中葆有泰然自若的雅士风范。
　　虽说两位老人的职业迥异、年龄不同，但我却发现了他们相同的品德和共同的操守！我该用怎样的文字来概况他们共同的美德呢？几经苦思冥想后，脑海里浮现出8个字：“与人为善，仁厚以行。”斯人已逝，盖棺定论。“与人为善，仁厚以行”分明是我用至诚之心、至诚之情为两位老人镌刻的墓志铭。
　　“与人为善，仁厚以行”，是父亲的人生准则。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放学刚踏入家门，发现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正在餐桌上吃饭。少不更事的我，显然瞧不起眼前这位脏兮兮的“爷爷”，父亲让我跟老人打声招呼，我却一声不吭地扭头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老人是个乞丐。父亲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他时，老人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于是，父亲把老人搀扶回家，不仅请他吃饭，临走时还送他了衣物和干粮。父亲是位老干部，“文革”时自然在劫难逃，曾饱受批斗之苦。粉碎“四人帮”后，他得以恢复工作，上班第一天就主动找在“批斗会”上打骂过他的人谈心，劝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或许是因为父亲参加革命前有过教书经历的缘故吧，他说话斯文，举止儒雅，用母亲的话说，“他即使对‘地、富、反、坏、右’都彬彬有礼，一辈子都没跟人红过脸、吵过架”。《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父亲庶几近之。
　　“与人为善，仁厚以行”，是段老师的人生境界。段老师是一位造诣极深的文艺评论家，著有《生活·艺术·人生》一书。段老师之于我，就像一盏明灯，指明了我人生轨迹的前进方向。他针对我年轻气盛，遇事欠冷静的不足，曾用典故来启发教育我。他说，“负荆请罪”的意思是表示向别人道歉、承认错误。其实，“将相和”的深刻意义在于蔺相如以其宽容之心，拯救了一位大将军的灵魂，拯救了一个国家的前途。他叮嘱我，不必计较一时一事的个人得失与荣辱，要像蔺相如那样具有一个宽容大度的襟怀。尤为可贵的是，段老师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段老师面对个别小人的不义之举，淡然处之，不予理会，坚守着他特有的高格。他说：“你或许不欣赏一个人的为人和品行，但却不应采取‘以暴夷暴’的做法与之抗衡。在这个利益原则决定价值取向的时代，每个人都有选择不同‘生活哲学’的权力。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秉承自己既定的行为准则，无需同奸佞之徒争个你高我低。”段老师至善至真的人格让我折服。不记得谁说过这样的话：人格高尚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我以为，当一颗流血的心依然保持着一份宽容的时候，他的人生境界几近老子“上善如水”的高度。而段老师就是这样的人。需要提及的是，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他仍念念不忘我的房子和出书的事情，还为我的剧本《辛弃疾》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为拥有这样的父辈感到无比荣幸和自尊！
　　岁月无声去，光阴似箭飞。父辈西行，音容宛在；长辈已去，气息尚存。可以说，多年以来，父亲的教导，恩师的教诲，尤其是他们“与人为善，仁厚以行”的高尚品德，一直是我精神的砥砺和寄托。（《中国国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