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贫农出身当兵、招工、推荐升学都优先。中农出身的青年很难获得以上机会，致使很多成绩好的学生不能求学深造，我本人就是深受其害。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村办学校，设有小学高年级部和初中部。自实行推荐升学以来，中农出身的学生，不论学习成绩和思想表现如何，没有一名被推荐上高中的。每年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推荐名额，只要有贫农出身的学生，中农出身学生就无望上高中。我读初中时，梦想着这种状况会改变，但最终也没有改变。

   我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不错，遵守纪律，维护集体，团结同学，热爱劳动，不谦虚地讲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所有任课老师和学校领导都觉得我如果得不到推荐上高中的机会，简直太不公平了。1971年底我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人选时，大队征求学校的意见，学校领导和任课教师一口咬定，全年级推荐一个也是我，态度非常坚决。这给大队干部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我在的生产队有好几个是贫农学生，推荐谁上高中，大队干部早就打好了谱。我这个中农出身的学生，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但是在校方的强烈要求和坚持下，大队只好把推荐名额分配给了我。这是学校自推荐上高中以来第一次把推荐上高中的名额分配给中农出身的学生。当时我真是无比的幸福和光荣。因为我盼望了好几年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那年实行推荐加考试，学校通知我回校复习，准备高中入学考试，我高兴得不得了。但好景不长，只复习了两天大队突然通知学校给我做工作，不让我复习了，决定把指标再让给一位贫农出身的学生。老师一给我说，我顿时如五雷轰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委曲犹如山洪暴发一泄不可控制。虽然大队干部向我表示道歉，并许诺让我参加当年的征兵体检，但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这次对我的打击是有生最大的一次。当时我对唯成份论和推荐升学制度的不公平性极为不满。但在当时社会氛围下，既不敢说个不字，更是无能为力。委曲过后，我回生产队当起了人民公社社员，加入了农业学大寨的行列。

    一干就是三年。

   1975年3月，我的母校小学部，空缺一个教师岗位，需要招一名民办教师，学校第一人选还是向大队推荐了我。尽管当时有几名推荐上的高中毕业生积极要求回校任民办教师，但学校还是坚持向大队推荐我这名初中毕业生。这次大队采纳了学校的意见，并说算是给我“平反”。经公社教育组批准后我就高兴地走上了民办教师的岗位。

    又是辛勤耕耘了三年。

   1977年在邓小平他老人家的大力倡导和努力下，国家恢复了停止了十一年的考试制度，我毅然决然报名考试。因为没有读高中，又没自学高中课程只能报考中专。77年报考条件十分宽松，不管年龄大小，不论应届往届，高中生也可报中专，没有更多的限制条件，积累了多年的高初中毕业生同时报考，所以报考的人特别的多。我们大队就有三十多人报考中专，大部分是高中生，结果三十多人中只有我一人榜上有名。全公社有八百多人报考中专，只考上十三人，这一下在全村轰动不小。这样我就成了恢复考试后的第一届——七七级，户口农转非，吃上了国家粮。

   那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共招收两个班，100名学生，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都是高中生，按高中中专对待实行学制二年。我们这级学生有村干部、有工人、有农民、有退伍军人、有民办教师，有赤脚医生，也有应届高初中毕业生。身份五花八门，年龄也大小不一，而且相差很大，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十七八岁。我们考上的虽然是小小的中专学校，但个个都得意洋洋，自豪无比。自豪的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学习机会，自豪的是我们是恢复高考的第一级。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都很刻苦。

   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个乡镇初中任理化教师，辛苦的教了两年书。一次机会到县教育局帮助工作，由于工作肯干，完成任务较好，帮完工作后，我被调入县教育局工作。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几年后，经教育局领导批准，我又考入泰安市委党校党政管理干部大专班脱产学习。巧合的是爱人也同时考上了这个班，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这年孩子6岁了，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泰安市委党校领导非常照顾这一特殊情况，在住宿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安排了单间，我们把家搬进了党校。党校领导又帮助给孩子联系了就读的山农大附属小学，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人同时到泰安求学两年。庆幸的是我们夫妻二人同时离职脱产学习，不仅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反而让孩子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真是两全齐美。

   大专毕业时，县级组织部门到泰安市委党校对学员进行了考察，党校毕业后我被调入县级党政机关工作。工作的同时，又报考了本科函授学习，终于在第三次领取文凭时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

   本科毕业后，我被组织安排到质监系统，从事关系国计民生的质量监督工作。回想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感慨万分，由衷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感谢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感谢我的母校和老师，感谢在我的求学、工作中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