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梗概：
   王安邦初任平城市委书记，就发生了毒酒致死人命大案，王安邦在组织执法部门破获制造假酒的黄彪造假走私贩毒团伙的过程中，面对经济萎缩不振，政府机构臃肿、地方领导与犯罪团伙相互勾结等重重弊端实施大手术，用铁碗对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质监、公安、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执法部门通过查处一个个制假大案，用法律“长缨”束缚了造假“黄龙”。平城经济社会最终走向繁荣、和谐。 

（十八）

四两拔千斤

   上一章节说到，郭明因为省质监局查处侯五哥的煤矿掺假一案，遭遇了多层关系网阻挠。最后，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还让他坐了回冷板凳。郭明回到单位后，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整整地坐了一个下午。

   郭明口直心快，办事认真。在别人眼里，他的办事认真甚至到了呆板守旧、不识时务的地步。他办事，能行的当场拍板，不能办的事情就否定。开会简明扼要，布置完工作就散会，能用十分钟开完的会，他不会用半小时去开。因为他坚持原则，还被上面领导指责为政治不成熟。他闷闷不乐，靠在高大的办公椅靠背上沉思，许多杂乱的行政事务，剪不断，理还乱，时常跳进脑中的繁杂思绪迫使他学会抽烟。有时连着抽几支烟，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一阵阵恶心和干呕搅得胃肠都要翻个错位了。他想不通，自己在乡镇当“一把手”十多年工作干得得心应手，他在哪个乡镇干几年，哪个乡镇都会由后进乡镇转变为市里的先进单位、优胜单位。而进城当了部门一把手后，本来按照法定程序顺理成章处理的事情，却要经受重重关系网的阻挠，处处都是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一些私事要用国家的权利来疏通和办理，而一些公事却要由个人来承受重压。处理侯五哥的煤矿掺假一案，就使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郭明的思绪随着嘴里吐出的烟雾回到了十多年前。

   郭明的认真和刻板，源于乡镇工作的环境。十多年前，他当乡镇书记，土地还是集体经营。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天空中还是灰蒙蒙的混沌状态，他早在乡镇广播站通过有线广播招呼社员们下地了。他自己也经常下到田间地头，和老乡们捞家常，问问生产队的收成情况。更多的时候是下到田里，和老乡们一起翻土，点种子。翻、耙、犁、耕，样样农活他都拿手。郭明时常穿一身蓝卡矶布做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黄“解放鞋”，头戴蓝帽子。就是在文革时期，全国上下都时兴穿黄军褂的时候，他也照样是这身打扮，显得很是不合时宜。乡镇干部下村蹲点那阵子，他下到寺庄村一蹲半年，每天由生产队派饭和住宿，吃住在老乡家里，他按规定照付粮票和伙食费。平时下乡搞调研，只带行政秘书去，离乡政府三、五里路程的村子，他都是骑个自行车去。八十年代初期，上面刚给乡里配了个“帆布蓬”（北京吉普车），乡里姓龙的党委秘书，靠着当县长的姐夫提拔，当上了副书记，就神气活现地“拽”了起来，三天两头坐着“帆布蓬”回县城里的家，下乡就是几里地的路程也要车接送。郭明在私下里曾提醒龙副书记注意群众影响，可龙副书记早已不把郭明放在眼里，郭明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吹了就过。两个月下来，郭明问行政秘书乡里的费用支出。嘿！仅“帆布蓬”的汽油钱就花了五千多元。一次，郭明到离乡政府十几里外的王河村下乡，专门叫了龙副书记一起去。等下午回去的时候，直接和行政秘书一起坐车回了乡政府，把个龙副书记“放”在了十多里外的荒山野岭。

   一屡刺眼的阳光移了过来，透出窗户玻璃直射到郭明的脸上，把郭明从遥远的思绪中拉回到现实中。他又重新考虑侯五哥煤矿掺杂掺假的案子，看来这事得让王安邦书记来协调了。他想起上午在政府常务副市长那里，副市长和他说的“近几天要上会研究质监局技术检测大楼征用土地”那句话。修建检测大楼，是郭明到质监局工作后一直在考虑的事情。郭明当时到质监局工作，也正是对质监局的技术检测机构感了兴趣，这是其它行政机关所没有的。用瓶瓶罐罐的仪器，加进点化学试剂，随着椎形瓶中指示剂颜色的变化，就能化验出几种物质的成分，太神奇了。尽管郭明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他知道这就是科学。从这里的科学，他知道质监部门在以后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前几年，经济形势不行，单位办公经费有限，他有修检测大楼的想法，但一直没敢张罗。如今，市里新建了许多工厂，市场商品琳琅满目，检测机构不加强，质监部门就会被社会发展淘汰。再说质监部门垂直管理后，干部年轻化，规定科级干部五十三岁退居二线。他如今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建起质监事业发展的摩天大厦，给质监后人留个想头，也是他的夙愿。

   侯五哥煤矿掺杂掺假案，在王安邦多方协调下得以解决。省质监局原定没收全部掺假煤粉，并处货殖金额三倍罚款一百万元的处理决定，改成了没收全部掺假煤粉，处以罚款三十万元。这个处理结果，省质监局、地方政府、被处罚的企业都能够接受。王安邦这样做，客观上说是协调了垂直管理执法单位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了点与面的关系。从他内心主观方面说，也掺杂了维护地方利益的因素，质监部门的罚没收入上缴省级财政。在一次开完会吃工作餐的时候，王安邦和郭明解释这件事情：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必须从严，一般性的问题可灵活处理。现在普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法院有从银行划拔财物的权利，一旦被执行人帐面上没有钱物，执行起来很困难，有的案子拖好几年执行不了。

   前几年煤炭形势不景气，产一吨煤炭，除去生产费用、工人工资、税金、上缴村或乡镇的承包费用，每吨煤炭落到承包人手里的纯利润也就二元钱。而如今生产一吨煤炭纯利润在二百多元，是过去的一百倍，煤矿老板一天纯收入五、六万元。煤炭产业的繁荣带动了平城市餐饮、娱乐、文卫、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兴旺。街上新开了许多的歌舞厅、桑拿、洗浴等高档消费场所，人们可以看到，街上跑着的“宝马”、“奔驰”、“帕沙特”等私家小车一辆接一辆，三纵两横的街道主干线经常被穿梭如织的车流堵塞。

   一些煤矿老板在舞厅、桑拿等娱乐场所一掷千金，出手阔绰。“包二奶”、“养情人”也成为平城市富豪族里的一个新名词。有钱人说话气粗，富家公子、小姐开车在街上撞了人还满不当回事，连车都不下。看不惯眼的群众把她围起来责问，人家却从容地丢下一句话：你们嚷什么啊嚷，有什么大不了的，撞死个把人不就是赔他几十万元钱吗？！更有豪气冲天的一个煤矿老板在派出所处理私存炸药要罚款时放出狂言：惹火了老子就把派出所一炮崩了，大不了花二百多万再给你修一座！还有一个老板摆阔摆到了公路收费站，过收费站不交费闯关，被罚款后就拿着一踏百元的钞票，一次接一次来回往返收费站几十趟，直到收费站找不出零钱，又退回收他的几百元过路费方罢休。一时间，平城市煤老板成为众多新闻媒体众矢之的抨击对象。

   侯五哥仍然是候五哥，仍然保持着从贫困生活环境中养成的节俭的习性。他闲时仍然会到刘大虾那里，和住在城里的老乡、李新明等人闲谈，有时也请他们到饭店、歌舞厅潇洒一番。候五哥拿出三十万元帮家乡铺了油路，拿出五十万在村里新修了一所小学校。村里谁家有困难找上门来，他一千、二千、万儿八千的接济，对于拿了钱感恩戴德的乡亲，他总还是那句话：以后有钱了再还，没钱就只当支助了你们。全国抗击“非碘”疫情时，他拿出一百万捐给政府。当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他却淡淡一笑：无论贫富，人活着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阵子，王安邦的心情很是舒畅。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中拿着眼镜布擦着镜片，保温杯里冲开的碧螺春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杯子里嫩绿的茶叶尖尖的，在吃透水后洋洋洒洒的从水的表层一片、一片向下飘落，直沉杯低。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份《经济快讯》就摆在办公桌上。煤炭形势的好转，带动了平城经济的振兴，市财政摆脱了连续五年赤字的窘态，行政机关和教师的工资能如期发放了，前半年全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了二亿元。

   王安邦从地级市的市委副秘书长来到平城当市长、书记。四年来他以办事干练，作风务实在群众中赢得口碑。他平时不拘言笑，瘦削的脸上透出一种无形的威严。他每次下乡调研都是轻车简从，只带司机和秘书。中午在乡镇就餐，只上“三菜一汤”。对于某报报道的“某县县长下乡拒吃工作餐”，他反驳道：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他一天不吃饭，饿着肚子怎么能干好工作？他不反对电视台对他的行踪进行报道，认为这样可以让群众更清楚政府的工作，便于群众监督。王安邦经常和下面官员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只能正确地掌握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不是让经济规律随着我们的指挥棒转。在政府系统召开的一次廉正大会上，他对各级行政一把手的抽烟问题发难了：“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一天要抽两盒‘玉溪’烟，一盒烟三十元，一天就是六十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二万多元的开销，请问凭你一个月不到千元的工资够用吗。有些领导平时不考虑工作，不考虑市情，整天想着跑财政局要经费。你可知道还有多少的山村教师、厂矿工人不能正常发放工资？！你又曾知道质监局因为经费紧张，执法人员没有通讯工具，导致一名年轻执法人员牺牲于打假工作一线？！有的领导口口声声挂着‘人民公仆’两字，一年招待费就花十多万！你是公仆吗，可以说你是骑在老百姓脖子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了！”一字千斤，下面听报告的官员噤若寒蝉，会场鸦雀无声。王安邦说到动情处，取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泪滴。

   在思考问题时喝浓茶是王安邦的习惯，而在听取汇报时，他喜欢拿支狼毫软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随着官员的汇报，高速运转的思绪从笔端黑色的墨汁中溢出。他端起保温杯轻呷了一口，又拿过一份《平城简报》翻看着，许多问题快速在他脑海里旋腾：如何保持平城市经济形势的持续稳定发展，避免前几年生铁热销时“昙花一现”的结局？煤炭企业扭转了亏损的被动局面，其它一些生产行业仍然不景气，有的国有企业到了资不抵债状态。如何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进而把平城经济一盘棋走稳，走活？市财政有了富余资金，这些资金又该投向哪些产业？

   在一次市委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王安邦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构想，顺便通报了市酒厂、化肥厂改制试点的情况。王安邦提出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实行市场化运作，能卖的不股。在前几个月的市委常委会上，遭到了包括常务副市长刘振华在内的四名常委的强烈反对。刘振华言辞激烈让王安邦有点承受不了，他直接指责王安邦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变卖国有企业是出卖祖宗营地。说自己从国有企业厂长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是看着这些企业成长的。王安邦当时就给顶了回去，说什么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事实得用实践来检验！发展才是硬道理，平城经济体制不改革根本就没有出路，老百姓就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人们注意到，王安邦此时更加消瘦了，鬓角上已现出少许的白发。两只眼睛仍是炯炯有神。

   王安邦首先作了开场白：“同志们！平城市经济现在到了发展的关口时期。这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把握好经济发展方向，如何找准政府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直接关系着平城未来发展的命脉。我们既不能对目前经济形势沾沾自喜，也不能对经济发展放任自流。前几天，五谷香酒厂来找我给批银行贷款，要财政救济，张口就要五千万，让我给顶了回去。我市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必须得搞，不能再让这些企业长年躺在国家财政身上要救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了。目前已经有外地一家化工企业与我们达成了收购酒厂资产的协议”。

   经贸局的李局长提出了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兼并和破产，对产业性质相同的企业实行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组，实现优化升级。对产品类型淘汰、设备落后、亏损严重的企业实行破产关闭政策。

    王安邦肯定了经贸局的讨论意见。

   郭明接着发言：“我提出的总体思路是实行市场化运作，优胜劣汰。扶持优质产品生产企业发展壮大。对劣质产品要予以淘汰。结合质量兴市活动的开展，政府对获得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给予奖励。对质量严重不合格的企业给予重罚，对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予以取缔和打击！”

    紧接着，财政、工商等单位也作了表态发言。

   王安邦进行总结：“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大家对民营经济发展问题，脑子中恐怕还没有概念。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这个口号过去我们喊了几十年。而实际上是国有和二轻等企业在市场中唱主角。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种单调的产业格局必须打破。我们应该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伸出关爱之手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王安邦用手扶了扶眼镜架，继续说道：“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不是像其它地区一样，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给你们下招商引资指标，而是让你们为民营经济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国有三件宝，政策是首要。家有梧桐树，不愁引不来金凤凰。南洼村兴建的食品饮料厂，目前已经达产达效，产品占领了华北三省。我市的一个在外经商的成功人士，也要回来投资兴建焦化厂。这对我们平城民营经济发展将起到示范作用。”

   临散会时，王安邦让郭明就“名牌产品奖励”拟订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报政府常务会研究后实施。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王安邦的秘书小谢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在王安邦的耳边悄悄耳语几句。王安邦脸色微变，放下了手中的笔和茶杯，然后站了起来。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我们正研究调整经济结构调问题，五谷香酒厂的工人们就上访来了。我们大家都出去看看。”王安邦说着走出了会议室。其他的人也跟了出来。

   原来是五谷香酒厂的十几个老职工到了退休年龄，在劳动局办不了退休手续，拿不上退休工资来市政府上访。五谷香酒厂自从前年发生假冒该厂牌子的毒酒案后，虽然真相大白。但酒厂在社会上的信誉倒了。出事前一瓶的酒卖到八、九元不愁销路。打出事后，酒厂形势日落西山，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产品的质量指标提升了一个档次，可酒现在降到了每瓶六元钱，在外地销不出去，在本地买家也很少了。工厂已经一年多没发工资了，养老金到目前间隔六年没交。，六年养老金五、六百万元。厂子交不上养老金，人家劳动局自然就不给办退休手续。这十几个要退休的人先在厂长崔卫国办公室闹腾了一番，崔卫国好话歪话说了一大箩筐，没有一个人吃他那一壶。有的工人开始在办公室里梗着脖子叫嚷开了：“给国家干了一辈子，就落个退休没人养的下场。这天底下还有王法没有，啊？！”更有个脸色坳黑，头发直竖的人开始鼓动了：“咱们是给国家干的，又不是给他崔卫国干的。既然他当不了这个家，我们就直接到政府去找市长书记去！”还有的人脏话带把的话都给骂出来了，就像农村泼妇骂街那样。刚才的那几个人一番鼓噪，等着拿工资的一百多职工也嚷嚷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直奔市政府而来。

    这些上访的人见市委书记王安邦和几个领导出来了，嚷嚷的声音就更大了，像是示威。脸色坳黑，头发直竖着的那个人叫得最汹：“什么时候给我们解决了问题就回去，不然我们天天都在这里闹，我们办不了退休手续，你们这些当官的也别想安生。”

   “在政府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一起到省城去上访”。“对！我们一起到省城上访！”围在政府办公楼前的人群情绪开始骚动了。

   市委的秘书小谢见这等的阵势，生怕书记出了什么问题。就问王安邦，要不要叫公安局过来维持一下秩序。王安邦瞪他一眼后说，你叫公安局过来就能解决问题啊？

   “我是市委书记王安邦。大家先不要激动。你们上访的问题，是我市目前经济结构调整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企业推向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必然的选择。我市的国有和二轻企业由于历史沿袭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问题，在市场转轨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继续朝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往前走，走出一条生路来？还是放弃改革走以通吃大锅饭的老路子？”

    围在王安邦面前的人群情绪开始平静了下来，此时上百双眼睛把视线都集中在王安邦的脸上。王安邦脸色凝重，话语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分开，政府不再大包大揽企业了。但我们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作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有责任来关心广大群众的疾苦，有责任对企业发展进行宏观指导！古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你们说对不？”

   上访的人群中刚才喊得最汹的那几个人听着王安邦的讲话，脸上露出了喜色，连声附和着王安邦的话。

   “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交个底。刚才市委和政府召集有关经济职能部门开了个会议，着重研究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对经营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将实行兼并和破产关闭，实行资产重组。在实施这项重大决策以前，我们将依法保障国有和二轻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我们将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安置工作，解决好企业职工的生活和养老保险问题。决不让一个职工生活没有着落，养老没有着落！我们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为我市经济的振兴和发展闯出一条新的生路！”

    王安邦的话语赢得了一片掌声和喝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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