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金华城东侧、东市街西侧的何氏三杰陈列馆前，我望着这座江南民居风格的老房子，首先想到的是何氏三杰赋予它的丰富内涵，它没有让我感到这是一所民居，在我看来，这所民居弥漫着一种气息，一种亢奋的、向上的气韵，一种恢弘博大的民族气节，一种开放的思想之风……吸引着我和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何炳松、何炳棣和何德奎，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也是灿若群星的金华历代名人中的代表人物，其高尚的爱国情操、丰硕的事业和学术成就，值得他们的故乡金华人民弘扬和汲取。
   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爱国主义者何炳松先生，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12年，何炳松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浙江省视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11年后应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主编《教育杂志》。后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他主张学术百家争鸣，当时在暨大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
   据何炳棣回忆，何炳松聪颖早慧，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还不满13岁时，已经是名列榜首的秀才了。据说发榜那天，正是立夏，金华乡俗立夏之日要吃猫耳朵那样大的馄饨，一定由长工们先吃。13岁的何炳松那时饿了，吵着要先吃。正在吵着，打锣报喜讨红包的人到了，分秒之间，13岁的孩子的行为就成了大人的举止，不得不结束儿童时代，提前跨入成人的行列。何炳棣曾笑言：明清时代，一般都称举人为老爷，如果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不是在1905年被永久罢废，何炳松很可能早在十五六岁就变成老爷了。
   何炳松留学美国3年半，学习了多门学科、多种语言。美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历史学中的“新史学派”等对他有很大影响。他虽身在异国他乡，却始终不忘祖国，祖国常常让他梦牵魂萦。他痛心“弱国无公理”，深感“租借地一日不归还，吾国国耻，终一日不能洗尽”。因此，在美期间，何炳松积极参加留美学生的各种活动，组织中国学生会的辩论，担任裁判，抨击国内时弊。
   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与其他9名教授一起在上海各家日报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认为：“中国在文化领域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要恢复特征，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立足点为不守旧、不盲从，即既不复古，也不完全模仿外国。宣言发表后，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被称为“十教授宣言”。遗憾的是，这场争论因当时的特定条件没有取得最终的结果，但就这个问题讨论本身而言，仍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何炳松治学严谨，涉猎甚广，包括历史学、教育、文化史等领域。他著书、译书20余种，论文50余篇。其成就，以史学为最巨，于外国史、史学理论、史学史、断代史等都有贡献。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爱国主义是他的特色，从不妄自菲薄。
   可贵的是，他自奉俭朴，严于律己。所得的工资、稿费，常用于购买图书及资助知识青年。他珍视知识，珍视知识分子。郑振铎说过：“他喜欢同道的人，凡一切有学问趣味的朋友，他都看重他们，而且尊重他们学术研究的自由。”
   说到趣味，何炳松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对昆曲实在感兴趣。不仅个人闲来学唱，还教孩子们唱，自己吹笛子伴奏。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从未骂过打过她们，可是做错事情，父亲就会厉声指出并加以分析。何炳松对朋友，不管职位高低，总是以诚相待，一视同仁，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孩子们。一次，一位同乡来访，女儿赶快把刚买回家的草莓蛋糕切好装在盘子里送去，因为她深知父亲的脾气，无论吃的用的穿的，总喜欢与人共享。谁知，客人走后，她还是被父亲“指出并分析”了。原来，何炳松嫌女儿把蛋糕切得太小了，盘子也不够大。他再三要女儿回答：“为什么看不起这位老乡？”
   他谆谆告诫女儿要注意心身的修养。发扬“服务精神”，为社会，为国家，不谋私利，务必成为一个健全优良的公民。他就是这样做的。何炳松逝世后，其家属按照他的遗言，将所藏书籍、字画、瓷器等捐赠给了金华师范学校。这是他对人民作的最后贡献。
   在何炳松学生们的印象中，他始终是这样的音容笑貌：清秀和蔼的容颜，长衫盖着皮鞋，朴素的衣着、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这种清高、和蔼、诚恳和坚毅的形象，让多少后人怀念着，评述着。
(《中国国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