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徐伟
近日，有两件事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一是鲁迅文学奖评给了“羊羔体”诗人车延高，一是身家293亿的腾讯总裁马化腾，被深圳市政府评为“高层次专业人才”，一直领取住房补贴，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却有着某种暗合—都是评选，都是奖励，都是高度体制化的奖项。
从事后舆论的一致批评和讥讽，不难看出公众对这样的激励机制的不满，这种由体制主导的人才评选其合法性遭到了广泛质疑。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拟推出奖金高达3000万元的巨额奖项，用来奖励有杰出贡献的“人才”，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些挥霍纳税人的钱、慷他人之慨的评选，程序上是否正义，是否经过人大讨论授权，是否经过公众参与听证，是否符合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依法行政政治伦理，都值得拷问。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谁有资格制定标准？从理想的模式来看，应该由谁来对人才进行评价和奖励？社会应该树立起怎样的人才观？
1 傅国涌：中国主流评价体系由行政权力操控
人才评价体系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行政决定的评价体系，比如高校教师只有进入这个体系，得到种种头衔，才会被看重，才有话语权，但这些头衔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不是凭借自身真正的学术水准，而是许多可以量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则是由行政决定的。比如许多官方色彩浓厚的奖项也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还有形形色色的那些奖，其最终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手中，然后由权力指定人员组成评委，这是现在中国主流的评价体系。
第二类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评价体系，它较少受到行政干预，但却容易受金钱、商业的操控，也会产生另外一些负面问题。目前中国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评价体系，许多娱乐明星、商业明星都是这种评价体系的产物。第三类是纯粹民间的、非盈利的社会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相对公正，但是其公正性需要长期的积累，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点比如，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诺贝尔奖，它是一项纯粹民间奖项，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考验，它被认为是相对公正的。
人才的评判应该放在一种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评价体系之下进行，而民间的独立评价体系更为重要，也更具公正性，代表了社会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肯定。
目前中国的主流评价体系是由行政权力操控的，以学术界为例，按照这种评价标准，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这些人恐怕都出不来：梁漱溟只读了高中，就被北大聘为讲师；陈寅恪没有学位，怎么可以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恐怕进大学的门槛都够不着；梁启超完全是在一个民间评价体系中，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
今天，行政评价体系之外，商业化的评价体系正在逐渐出现，但这个体系还不够健康。我们需要一个普遍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民间评价体系，它既不是商业化的，也不是权力化的，有相对独立的评价标准。包括设立更多的民间奖项，这些奖项一次、两次评选出来的人未必恰当，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它评出来的人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个奖就会被人们信赖、认可。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讨论人才评价问题较难的，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因为行政方面几乎掌握了所有主要资源，而民间的声音缺乏表达、传播的渠道。比如民间设立一个什么奖，也都是非常小众的选择，影响力很小，传播范围非常窄，很难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奖。种种因素使很多进步人物被剔除在外，出来的只是一个残缺的、过滤过的名单。
2 郭巍青：创新人才不是政府用钱激励出来的
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自由、多元、充满竞争的环境，在一个垄断的行政体制下，人才难以健康成长。政府应该放弃人才评选之权，这是基本原则，政府包办人才评选，难免会从政府眼光出发的标准来代替真正的专业标准，这是一大弊病。我们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各类专业评选中，政府要放权，要退出。应当鼓励发展专业团体，提倡公平竞争，从而发展出有公信力的奖项。在这个当中，应该非常重视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公论的认可。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要对有贡献的人予以嘉奖，可以说也在它的行政管理决策的权限范围之内。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争议，显然需要反思。可以先从信息公开环节入手，逐步推进改革。例如奖励目的、奖金额度、评选标准、评选过程等等，应该向社会公开，允许批评和争议。至于说征求纳税人同意问题，作为一个价值观当然是应该这样，但主要的做法，应该是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政府的决策事项和决策权限。
深圳市政府给马化腾等“高级人才”发住房补贴，用几千块钱去刺激人才，这很可笑，对于身家亿万的那些人，这应该连小恩小惠都算不上吧。政府应该做更大的事情，应该创造适合企业家生长的环境，比如怎样保护产权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要健全法制环境，建设廉洁奉公、守法的政府，培育好的社会风气与道德等等。这样，有创新能力的人会得到充分发展，人才会被创业机会吸引过来，他们会从规范的市场发展中得到最大回报。
高校的各种评选，似乎总是有行政头衔的人最多，容易产生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不过公平来说，这主要是体制问题，是行政化办学必然有的现象。一个学院选院长，标准就是要成果多的、年轻的、冒尖的人。所以学术和行政总是合二为一地集中在一批人身上。行政职务和行政平台，的确会在各种项目申报中带来便利，各种荣誉头衔，也是为本单位拉资源的必要条件，所以说，其中有很多相互循环，事情都是混在一起的。只能说，在行政化办学的体制下，事情必然如此。
3 李公明：评委选择不当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现在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氛围导致了目前人才评选的状况，这不仅仅表现在官方的各种奖项，只要是在事业单位，人才的选拔都具有同样的性质。选拔人才时，最重要的指标是对单位领导的态度，其次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公共事务的态度，那些社会责任感特别强，对公共事务有很多建言、批评，非常关心社会公共问题的人，很容易被排除在人才培养、领导任用、奖励的行列之外。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听话的、顺从的、执行的人才，不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具有真正的道义良知的人才。
在1978、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曾经有关于人才选拔标准的反思思潮，因为当时为“文革”期间受到不正当批评、摧残的人平反，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大家还比较愿意去欣赏那些思想锐利、关心社会的人才。
但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市场经济大潮来临，威权体制在社会全面推进，这样的人才观已经不复存在了，到后来就变成以所谓的“经济能人”作为人才的标准。进入IT时代，又把“技术能人”纳入人才行列。
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在决策前都要征求专家意见，但其实很多时候仅仅是一些技术上的专家，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诉求，很可能都是欠缺的。所以，当这种人才参与社会政策的决策时，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追根溯源是我们的人才观、人才选拔标准、机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把那些对现实生活中的积弊有敏锐观察，并且有大胆的批评精神的人才排除在外。眼下看到的几个例子，鲁迅文学奖、深圳市住房补贴，都非常明显地背离了表彰人才的原则。
评选或表彰人才的评委，应该由专家组成，而且要有严格的匿名和回避制度，评选过程要完全公开，并受到同行和整个社会监督。目前的许多评选，虽然形式上有专家的评议，但是这些专家是否有利益牵涉，是否真的在专业上具有高水平是有疑问的。评委选择不当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假如让一些并不具有真才实学和社会担当的所谓专家来评选的话，评出来的结果必定是不行的。所以问题的症结，一个是机制方面的漏洞，另一个是这些人自身的欠缺。
各种人才选拔和评奖活动，涉及到公共资源的运作时，纳税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从架构上来讲，我们有人大、政协，有各种级别的专家委员会，但是很多机构并不能真正履行它们的职能。比如该不该用一笔巨款来设立一个奖项，这个奖项的社会效益如何体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检验，所有这些本来就该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和机制来运作，但是现在还是由长官意志来决定。
由于目前的公共监督、媒体监督，有很多地方无法到位，这些奖项的推出和评奖的过程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黑箱作业，我们很难知道。而一些非常巨额的奖项，尤其要慎重，必须经得起公共政治的考验，否则的话，就可能与奖励某一类人才的初衷完全背离。
4 张鸣：如果学界没有标准，那就会全部乱套
评优与评人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中国，评优不一定就是评人才。某个人在某个领域干得好、成为模范，他就是优秀，比如深圳市政府评马化腾就是评优；而评人才则不一样，鲁迅文学奖是评人才。在我们过去的评价体系中，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好意思说政治标准，就说道德标准第一，但是道德标准已经把很多东西涵盖进去了，比如这个人是不是听话、老实，这样就把那些品行独立的人踢除在外，即便他很有才干。
现在的评选已经成了一件很可笑的事，评出来的结果很烂，许多官方的奖项，评奖者只是想要借此实现某些个人或组织意图，并不想评出真实的情况。因此很多奖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运作得到，然后自己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比如云南空手套白狼的楼盘，房子还没盖，地还没征，它就已经获奖了，南京“楼歪歪”获得省级建筑优秀奖，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
以前的评奖虽说政治和道德标准第一，很多都不是真正的人才评选，但它毕竟还在评；现在已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运作出来，因为有些人迷信这个，认为拿奖有好处，至少它是个荣誉。现在文学类、艺术类的奖，完全干净的几乎没有，包括学界也是如此，教育界评选出来的名师90%都是领导，两院院士也大多是各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领导，评奖都评给了领导，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在一个正常的评价体系里面，如果是学术奖，就应该让学界来评；如果是其他奖，就要充分尊重民意。而且，评判必须要有严格细致的标准，这个标准由专业共同体或者有公信力的专家讨论制定，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如果学界没有标准，其他领域就更加没有标准，那就会全部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