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
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 评价
废名评周作人是两个字：“宽容”；林语堂评周作人是一个字：“冷”；温源宁的评价则更贴切：“铁与温雅”，即“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人，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
1911年9月，27岁的周作人在大哥鲁迅“法文不能变米肉”的催促下，终于携夫人归国。然而，周作人回来后却有些认不得自己的家乡绍兴了。去日本留学前，他感受的家园大多是消闲的生活、醉人的诗意。现在学成归来，他却看到一片败落的景象，异族与专制的双重压迫，更让他有些窒息，以致他有点怀念相对完整的保持了“故国古俗”的日本了……
从幽居到呐喊
周作人是如此地沉湎于自我感情矛盾中不能自拔，以致居然对身边的“暴风雨”熟视无睹。就在他归国的第二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
那些天里，周作人一直躲在家里没有出去看过，他每日帮大哥鲁迅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幽明录》等书。10月22日，周作人从日本带回的书堆里翻检出一年前所写的“大隅川的钓鱼记事”，他仿佛又经历了那场始而悠悠、继而滂沱的东京雨……，不禁感慨万千，在文后加上了一段附记———“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已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几天后，周作人夜不能寐，又披衣而起，赋诗一首：“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可见，家乡的疏离、他人的不解都使周作人感到一种难耐的孤独，这种孤独与绍兴光复前的苦闷交织在一起，颇类“地火在地下运行”。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许多男人纷纷乱逃，为安定人心，在浙江两级师范学院当教师的鲁迅集合学生组成了“武装演说队”。周作人也像奔突的“地火”，以“顽石”为笔名在《绍兴公报》发表了一篇《庆贺独立》，文中说：“美哉！洋洋星旗飘扬，今日何日，非我绍兴新纪元耶。”“今日之绍兴，已非昨日之绍兴。昨日之绍兴，人心惊悸，犹为奴隶之绍兴；今日之绍兴，熙熙攘攘，已为自由之绍兴。如火如荼，一跃千丈，绍兴人之幸福耶？绍兴之魄力也”。并于文末高呼“绍兴万岁！独立万岁！汉族同胞万岁！”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11月10日晚，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第二天宣布成立了绍兴军政分府，他自任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革命成功了，这些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起初，王金发“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采取重组绍兴军政分府、逮捕章介眉归案、没收景五四等劣绅的不义之财、选将练兵、预备北伐、免一年钱粮、平米价、奖励兴学、劝导实业，任用鲁迅、范爱农辈新人等革命措施。
从忧虑到反思
可是，好景不长，王金发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复辟势力则乘虚而入，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六神无主，忘其所以，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他手下有三个姓王的尤甚，老百姓失望之余就利用戏文上的句子“可恨三王太无礼”表达愤懑。鲁迅对王金发的这一蜕变也感到非常痛心。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鲁迅与他们一拍即合，成了发起人之一。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此后的两个月里，周作人相继在该刊上发表了7篇文章，表达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
在1月18日发表的《望岳篇》中，他抨击了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教育“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提出辛亥革命不知能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疑问：“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表现了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和担心。
针对14日凌晨革命元勋陶成章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暗杀一事，他于22日发表《望华国篇》，对“利之所在，不问恩仇，虽异族可君，同种可杀也”的国民性进行了批评，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立人”思想埋下了种子。
2月2日，他发表《民国之征何在》，文章略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情状：“昔秋女士被逮，无定谳，遽遭残贼。天下共愤，今得昭复。而章介眉以种种嫌疑，久经拘讯，亦狱无定谳，而议籍其家。自一面言之，可谓天道好还，且一面言之，亦何解于以暴易暴乎！此矛盾之一例也；更统观全局，则官威如故，民瘼未苏……”最后还沉痛写道：“呜呼！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表明自己担心辛亥革命又走的是“王朝更替”的老路。
而2月16日发表的《庸众之责任》则表达了他对革命运动的整体思考：“人类不齐，有贤有不肖，故其责任亦因之有积极消极之异。积极者贤者之责任，重在建设，以利民为事，消极者不肖之责任，其事但在自持，不为害而止耳。”这正与鲁迅当年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一脉相承。但不久后，鲁迅因左右为难退出《越铎日报》，并离开绍兴；而《越铎日报》也因为发表批评王金发的新闻和评论而被捣毁，报社负责人孙德卿被刺伤，另有17人受重伤，葛星驰“伤势过重，竟致惨毙”；7月10日，他的好友范爱农又落水身亡……这一系列的事情让他感觉到先行者的寂寥，于是他在《哀爱农先生》一诗中感慨：“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这其实也是“哀”他自己。
1913年春天，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向来日记里不记政治要闻的周作人将此事记在了日记里，足见此事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某种震动，也许是敏感到，国事将逆转，黑暗时代逼近了吧？不到一周，经朱逷先向司长沈钧儒介绍，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后改本省视学，但他因妻子即将分娩而未到任。6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职，旧同门朱逷先、钱玄同等皆与共事。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没有什么业务，也没有办公的坐位，于是，他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他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这一心态与阮籍酣醉、嵇康打铁有异曲同工之处，表面上是为了养家糊口，客观上也有躲避政治风浪的意义……
（邝海炎）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钱理群《周作人传》，张菊香、张佚荣编《周作人年谱》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