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让平日埋首书房的作家成了聚光灯下被媒体、读者追逐的明星，人们也对媒体时代的作家有着更多的好奇。昨天，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与王安忆对谈现场，有人发问：“写作让您变富裕了吗？”这让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得主、三度入围布克奖的托宾哑然失笑：“表面上看，这个作家有一幢房、一辆车，他还可以来上海访问，但在精神层面上，一个作家永远是贫穷的。写作始终要从不确定性开始，你很可能花费了很多功夫，然后发现这个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于是要推倒重新再来，这种意义上来说，作家永远是一无所有的。简单总结就是，如果灵感等同于钱财的话，每一次当你完成了一本书，你就失败了，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你的灵感了。”

   相似的问题，王安忆以“票房毒药”自嘲，她说，当下的小说家常受到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的诱惑，对作品来说这承担蒙受很大误解的风险，但会给作者带来很大的收益。“但我不太受到这样的诱惑，因为没有人看中我的东西。我可能是电影跟电视剧的毒药，谁沾我的作品肯定失败，得不到奖，收不回票房，所以很少人找我。”

   托宾的两部长篇小说《黑水灯塔船》《大师》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最新长篇小说《布鲁克林》获得2009年度布克奖提名和科斯塔年度小说奖。但这次来到上海书展，他带来的是五年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他与王安忆对谈的话题就从短篇小说开始。王安忆发问，中国内地不少作家包括她本人都是年轻时先写短篇，慢慢扩大篇幅，写到长篇，托宾却是回过头来写短篇，而且与长篇相比，短篇更接近他的个人生活，好比在外走了一大圈后又回到自己的世界。托宾肯定了王安忆的说法，他以《母与子》的末篇《长夜》举例，这篇作品是在他母亲去世后写的，但他没有直接诉说这件事。“我写作这篇故事时是2月，非常寒冷，我一个人去了山中。我和故事中的男孩一样每天都在山里跋涉，我写下我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我用笔来写作，这让我感觉字词和我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非常亲密。”托宾认为，作为作家，直面事件的原貌是不可能的，在写作故事时，作家的工作是要寻找一种隐喻，把生命的情感传递到虚构作品当中去。和长篇小说相比，写作短篇更需要节制，现实进入故事是一种迂回的方式，慢慢接近戏剧性，又从戏剧性中逃开，故事正是在接近和逃开的留白中发生，假如汲取太多戏剧性，故事很可能会失败，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像报纸或电视上的一则奇闻轶事。

   托宾和王安忆的共同点是除了作家身份，他们都还在大学里教授写作。王安忆说，有人认为写作不能教，因为能够教的东西，一是可以学习的，二是可以训练的，写作恰恰不能满足，“我现在把目标放得很低，希望能让我的学生了解写作里的乐趣。”托宾说，他的工作就是让人停止懒惰，“写作很像一个运动员，写得越多、运动得越多，就更有机会变得更好。天才是无法被教授的，但如果一个具有相当才华的人来到你身边，你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写作是一个编辑的过程，不可以一蹴而就，必须写一遍、再写一遍、再写一遍。”

   托宾已是第三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了解，但他谦虚表示，也许要再待上100次，才可能对中国发表恰如其分的感想。“但我有一种感觉，中国出版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外国作家在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三年前，我步入北京一家书店，看到人们如饥似渴地坐在地板上读书，这让我想起我的祖国爱尔兰。书写和阅读在任何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很高兴能来到上海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