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现有的文学，我听到了两种矛盾的评价。一些人认为现有的文学乏善可陈。大师在哪里？堪称经典的扛鼎之作又在哪里？他们摇摇头叹一口气，然后满怀深情地回忆一度经历的文学盛况，例如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50年代。另一些人对于这种悲观表示不解：为什么仅仅拘泥于正统的文学期刊？礼失求诸野，可以上互联网逛一逛。那里是另一个巨大的文学集散地，武侠、玄幻、惊悚、穿越一应俱全。一个文学网站的老总表示，短短几年他付出了数千万的稿酬。这当然意味着巨大的读者群。他微笑着反问：哪一家正统的文学期刊曾经达到如此之高的贸易总量？

    娱乐文学兴衰交由市场

    严肃文学不能萎靡不振

   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文学的两个类型。琼瑶的《还珠格格》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之间的分水岭是娱乐。不论文学史赋予曹雪芹多少高不可攀的声望，娱乐大众肯定不是《红楼梦》的强项。刚刚撤出繁忙的生产线，或者告别琐碎的财务报表，一段武侠或者玄幻可以更换心情，长长呼出一口闷气。娱乐的初级意义即是放松。重温某种白日梦，放纵上天入地的奇思异想，改换自己的身份进入另一个时空坐标，这是娱乐文学的普遍功效。许多人振振有词地反问，又有什么必要时刻锁紧双眉，收罗一大堆深奥的题目为难自己呢？娱乐是温饱之余的必然渴求，一种精神按摩术。富裕的小康生活即是由勤勉工作和轻松地娱乐两个部分组成。因此，目前的娱乐文学正在与动漫、网络游戏以及热门的电视肥皂剧共同经营大众业余生活，市场前景令人憧憬。没有理由将娱乐文学一律想象为粗制滥造的次品，相反，娱乐文学的奇特想象力、巧妙的悬念设置以及叙述的技术含量毫不逊色。这显然是它们征服大众的重要原因，例如《哈里波特》，或者《变形金刚》。

   人们感到普遍失望的是另一类型的文学——目前时常被称之为“严肃文学”。这个类型的文学专注地探索历史，再现社会，抒发激情，抚慰人心。从民族国家这种重大的题目到一个性格的成长史，从一个家族几代人的迥异命运到某一个小人物的不凡奋斗，恩怨情仇，荣辱兴衰，喜剧令人开颜，悲剧催人泪下。尽管如此，这个类型的文学始终包含一个严肃的使命：理解我们的生活。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不是一种虚拟的游戏，亦非某种普通的生活知识；文学之中的经验和思想力图提供重大的启迪：这一代人怎么生活，什么是更有价值的生活。从古人的“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的命题之中，人们已经察觉到文学被赋予的重任；然而，这种文学观念的正式确立源于近现代的文化转折。晚清以来，民族国家的积贫积弱导致一大批志士仁人的普遍焦虑，文学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济世匡时的寄托。从梁启超大力推崇小说，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白话文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这种积极入世的姿态形成了一份庞大的文化遗产，他们造就的强大文学传统延续至今。尽管当时鸳鸯蝴蝶派的“消闲”、“娱乐”文学广泛流传于市民阶层，然而，只有“严肃文学”镌刻于文学史成为经典。现今，人们对于文学的非议显然指的是这一点：文学正在丧失启示心灵、启示社会的能量。娱乐文学能够走多远，这个问题不妨交由市场决定；然而，如果“严肃文学”萎靡不振，甚至销声匿迹，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悲哀。

    文学需要与时代深度对话

    需要与社会生活密切互动

   虽然“娱乐至死”的口号颇为刺耳，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否认娱乐的正当性。一个消灭了所有娱乐的社会多半具有偏执型的文化性格。文学没有必要耻于娱乐，永远不苟言笑；“逗乐”、幻想或者重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梦不会使文学蒙羞。但是，文学还可以做些什么？我愿意郑重其事地指出，娱乐不该让人遗忘了文学的巨大潜能：启蒙人心，撼动历史。如果没有意识到文学可能打开多大的空间，多少有些“暴殄天物”。所以，当历史驶入一段特殊的航程——当探索历史的重任再度搁在一代人的肩上时，人们对于严肃文学的期望尤为殷切。

   恐怕所有人都会承认，历史巨变仍在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纵深，巨大的转型分解到各个领域，甚至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遭遇。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社会制度创新还是如何调动文化生产的积极性，多数现成的模式已然失效，众多传统的概念和经验正在接受重新审核。这即是探索历史的必要性，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探索就是理解和造就我们自己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所以一呼百应，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内在的密切互动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文学提供的经验引人瞩目，即使语言形式或者美学风格的分歧仍然会出人意料地突破文学范畴，引爆大规模的文化论争。然而，现有的文学逐渐边缘化。首先，许多作家游离于社会生活的剧变，他们的思想、经验开始与时代脱节，他们的文学想象无法介入各种核心问题；其次，由于电影、电视、互联网的分流，文学读者锐减，文学声音传播的范围愈来愈小。人们甚至怀疑：文学还能不能与身边的社会生活对话？

   严肃文学当然没有理由退却。然而，文学的突围方向并不是向娱乐靠拢。用哈哈镜的策略矮化文学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或者在严峻的历史事件中添加情色元素，这更像作家心智枯竭的表征。娱乐可以增添生活中的笑声，可是无法负担介入社会的职责。人们无法用无厘头的嬉闹对付财务审计，武侠或者玄幻无助于医疗或者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穿越文学把读者送进了桃花源之后还是要回来。娱乐制造了短暂的快乐幻觉，书本合上之后就烟消云散。相对地说，严肃文学时常从书本走入生活：故事结束之后，感慨、愤怒或者思索并没有结束。所以，尽管严肃文学并没有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但是，众多的读者可能因为广泛的文学阅读而逐渐成为一个善于思索、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主体。他们以何种姿态存在，很大程度地决定了这个社会未来的面貌。

    大众传媒迅捷而海量

    文学要挖掘存在意义

   当然，现今的严肃文学不可能回避这样的文化环境——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从形形色色的小报、时尚杂志到电视节目、明星晚会，从互联网上眼花缭乱的各种网站到博客、微博，这一切时刻簇拥在文学周围，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大众传媒不仅以快速传播和海量的信息见长，而且以优厚的待遇诱惑作家的加盟。因此，严肃文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意义何在？无论是历史事件、外交动态、奇闻轶事还是案件、事故、灾难，大众传媒总是及时到场，率先发布各种消息。许多时候，各种消息生动、火爆、悬念丛生，许多人甚至感叹生活比文学还要好看。这迫使作家考虑，他们还能在大众传媒退潮之后说出哪些有价值的内容？作家的职责不是单纯地记录生活表象，不是满足于制作一份社会学文献；而且，与通常记者不同的是，作家手握虚构的特权，可以自由地想象。这一切无不汇聚为文学的特殊要求。作家往往在新闻记者离开之后再度耕耘这个世界。大众传媒向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消息，人们的文化感官得到了有效的延长；但是，大众传媒也可能形成一种遮蔽——对于大多数人说来，世界仿佛就是大众传媒所展示的那样，没有进入大众传媒的事件犹如没有发生。作家必须敏锐地觉察这种遮蔽，注重挖掘大众传媒之外世界的存在状态。当然，作家所接触的还是同一个社会，甚至是同一批人或者同一个事件，但文学具有自己的聚焦和重点。作家不像记者那样追求时效，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文学的聚焦和重点仍然可能意义非凡。许多时候，这即是文学始终存在的理由。

   另一方面，作家始终关注大众传媒已经抵达哪里。不论电影、电视还是互联网，大众传媒孕育了各种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对于单纯借助文字符号的文学来说，这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挤压。如此的形势要求作家再度掂量手中的工具：哪些方面是文字符号的擅长，哪些方面需要弃旧图新？跻身于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文学的自觉是文学发展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