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上海书展上，台湾作家骆以军的代表作之一《遣悲怀》推出简体字版，这是他在《西夏旅馆》之前声誉最高的一部长篇作品。该书是骆以军与自杀的台湾天才女作家邱妙津的生死对话，诉说关于爱和死亡、时间、伤害的故事。他认为，“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评论家王德威认为，《遣悲怀》是“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
   作为此次书展的活动之一，8月18日，骆以军在上海图书馆就“我的写作与生活”这一主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之后他与青年作家葛亮、张悦然共同就“私”写作与创作边界等话题展开对谈。

   骆以军的演讲从上海傍晚渐深的夜色开始，他描述记忆中高中的场景，从学长处流传下来对面大楼某一公寓里正上演着“家庭剧场”，那一家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家不穿衣服，由明亮渐变黑暗的“狼狗时光”，“那一家人灯就亮了，亮起来的时候很像水族箱里面，它不是那么清晰，但是你会看到像四个水族馆的鱼群，在那个发光的地方回游着。”这个发光的画面成为骆以军萌动的少年时光最敏感刺激的记忆，“这个发光的家庭剧场，像魅影一样存在我少年脑海里面的画框。这是我小说操练的密室。”他之后从事创作，不断学习写作技艺就是希望能把这记忆中，当初无法言说的交织于暧昧、情色、真实、梦幻边界的时空剧场重建。

   谈到“边界”问题，骆以军提到《遣悲怀》的创作，“这本书我作为一个异性恋的已婚男人，我站在几年后有什么资格越过跟二十几岁的女同性恋者对话，然后自杀？一些事物的边界是在现代性、全球性流动的空间和时间。其实我们真实生活的宇宙是非常高纬度的宇宙，纬度越高越看不见，它都是难以被描述的。在不同的角度中看到了不同的状态，不是你描述错了，而是你没有办法做成那个纬度的视觉。我每次被采访就说是‘私小说’，但是我都要解释说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私小说’，我并不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要我来表演，这不是我写小说的原意。”

   张悦然则认为每一个写作的人都会有写作的边界，也许这个边界是希望他打破的，也许是他没有感觉到这个边界的存在，或者是这个边界偶然地提醒他存在了。而对于骆以军来说，他常常是一个梦游者。“我觉得他在回廊里面走，然后碰到一个台阶就醒过来了，接着又往前走，让你醒不透。”葛亮认为，个人成长的历程、家庭、所处的环境，乃至于前辈的影响，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划定自己边界的疆域。“我觉得一个写作者恰恰是要打破这种疆域，或者是在疆域中的边界处展望，关键在于怎样把日常的部分变成传奇的特质。”

   对话的最后，骆以军解释为何总是创作残酷、阴暗的内容，“我觉得很多故事在启动的时候或者故事在炸开，或者进入到一个身份的流动的时刻，我想逼近它，想扮演一个抽象的美德，或者是一个抽象的人类的存在形状。这个抽象的美德或者是人类的形状，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们必须要透过变态、伤害、黑暗、大屠杀的内容来反省人如何变成不是人。我对于小说信仰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的一百年，你怎么可能不绕过这些黑暗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