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希冀与幻灭、新生与腐朽、成功与挫败的剧烈交织中，在近代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政体样式和民生诉求，以及重建近代社会道德体系等关乎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伟大革命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一个重要历史线索。
   著名作家王树增新作《1911》，以历史事件为经、时代人物为纬，充分发挥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史实翔实、立论严谨的艺术特色，全面深刻地展示历史风云，探求历史大势，着力剖析历史曲折中的根由原委，弘扬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本报今日起连载该书部分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1903年4月，上海。

    屋檐梅雨淅沥，邹容奋笔疾书。

   他无法得知，自己笔下的这些文字，将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怎样的影响；更无法得知，正是这些文字使他的生命猝然终止在黑暗的牢房中。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15岁出蜀，17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涉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思想日趋激进。一个富家子弟成为反叛者，邹容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刚到日本不久，就因为和同学剪掉了清廷驻日学生监督姚文夫的辫子而被迫中断留学。

    邹容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满腔忧患的最后时光。

   邹容的《革命军》一蹴而就，由友人集资于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全书毫无隐讳地直抒推翻帝制的政治主张，文辞之华丽畅快，情感之坦诚激昂，史无前例。《革命军》描绘出一个名为“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蓝图。这个混杂着民族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宪政等思想的社会蓝图，足以让懵懵懂懂的中国民众思绪飞扬，令深宫王府里的皇族心惊肉跳。在《革命军》的最后，邹容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万岁”是皇帝的专用词汇，而这个激情万丈的青年竟然把人民的自由称之为“万岁”，此乃开天辟地。

   《革命军》一经出版，“举世为之轰动”，先后印刷20多次，发行总数达110万册。其鼓荡人心的力量犹如疾风劲雨，稍有社会良知的人读后便会“面赤耳热，心跳肺张，做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于是，有志之士赞叹：“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邹容立即成为清廷的抓捕对象。

    他藏在了虹口区一个传教士的家里。

   但是，在听说另一个人被抓走时，邹容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此时距《革命军》出版仅两个月有余。

    邹容决心与其共同赴难的那个人是章太炎。

    激情四溢的两大才子同时入狱，举国为之震惊。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少年从师著名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俞樾。1895年因钦佩康梁公车上书，寄会费16元要求加入强学会。1897年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极力主张国家变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通缉，先逃往台湾再转而流亡日本。1899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任《亚东日报》笔政。1900年剪辫立志革命。史书对于这位性格特异、风骨卓然的人物记述颇多，但大多是他晚年的逸事，那时候他已是“国学大师”、“近代鸿儒”。1903年，32岁的章太炎意气风发，卓尔不群。他穿着怪异，裤带总是松松垮垮的：“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

    章太炎最重要的著述是《訄书》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訄”者，逼迫也。

   出版于1900年的《訄书》，原本具有浓重的改良主义倾向。出版几个月后，庚子事变爆发，章太炎意识到腐朽的清政府必须推倒，于是开始对《訄书》进行修订，删去其中变法改制的章节，增加了鼓吹彻底革命的文字。流亡日本时，章太炎见到孙中山，受其主张的影响，回国继续修订《訄书》时增加了大量的排满内容，同时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样式和行政制度进行了探讨。正当章太炎细心“修订”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掀起了保皇立宪的舆论宣传。对光绪皇帝依依不舍的康有为不赞成革命，理由是法国大革命通过流血换来的不过是拿破仑的独裁政权，中国如果发生革命就会出现很多的拿破仑。中国的变革只须等慈禧太后死了，那时光绪皇帝就可以真正掌权，新政便可以继续实施下去。从这一愿望出发，康有为对排满主张十分反感，他说现在是满汉共享政权，如果单纯责备满人专制，那就是汉人的不对了。

   依靠专制的封建帝王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从而使得人民赢得民主和自由的权力，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1903年5月，章太炎写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激愤的笔触，指摘康有为保护的光绪皇帝是个“不识菽麦”的“小丑”，是绝对不可以寄予任何希望的。至于满汉同化，章太炎认为，满人非但没有归化汉人，相反始终在压迫汉人，康有为的满汉不分实际上就是一副奴隶相，因为当今中国根本没有民权可言，只有满族皇室独享的贵族权。

    邹容、章太炎的被捕，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本是上海一家不知名的报纸，由一个名叫胡璋的人主持，由胡璋的日本妻子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出报之后，销路不好，直到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陈范，江西铅山知县，因处理民教纠纷不力被朝廷革职，而他的哥哥则因戊戌年间的维新之事“被判永远监禁”。陈知县一怒之下把《苏报》买了下来，这张报纸从此由倾向保皇变法转而鼓吹革命。至1902年，《苏报》几乎成为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机关报，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是主要撰稿人。

   一张报纸的舆论之所以演变成一桩朝廷过问的案子，始自《苏报》为愈演愈烈的学潮欢呼。《苏报》开设“学界风潮”专栏，供稿最多的是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的最初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国民”。然而因为《苏报》连篇累牍的鼓动，爱国学社很快便成为一个反对清廷的舆论中心。学社散布各种布告，甚至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义勇队，义勇队早晚操练不止，大有揭竿而起的意思。更为严重的是，《苏报》连载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者反满措辞之激扬可谓史无前例。

   清廷电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近来各省学生……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

    《苏报》首当其冲。

   由于《苏报》注册于租界内，慑于洋人的威严，两江总督魏光焘求助上海道袁树勋，决定以大清国政府的名义向租界公审会堂提出诉讼。1903年6月29日，工部局派出巡捕到《苏报》报馆捉走账房程吉甫，第二天又到爱国学社挨个查问，章太炎见此情景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巡捕“遂将他戴上手铐捉去”。

   邹容和章太炎被捕后，清廷立即与工部局交涉，企图将他们“引渡”到租界外，然后严刑逼供就地处死。但是，外国领事们迫于舆论的压力，以不能违反“治外法权”和“保护政治犯”为由，坚持要在租界内进行审理。清廷万般无奈，只有聘请律师控诉《苏报》——大清朝廷在自己的国土上，向外国人享有专权的法庭起诉自己的子民，乃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

   开庭四次后，此案宣判：“……如邹容章炳麟按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

   然而，这个并没有把政治犯千刀万剐的量刑，却没有得到租界领事团的认可，于是判决迟迟不能执行。清廷唯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最后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租借领事团这才认为可以接受。

    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就此了结。

   然而，就在此时，被监禁的章太炎和邹容听到了一个令他们痛不欲生的消息：一个名叫沈荩的文人，因为没有得到租界的庇护，在清廷的刑部大狱里异常惨烈地死去了。

   沈荩，湖南人。天资甚高，但不屑进入科举取仕考场。他颇具革命思想，参加汉口起义失败后侥幸逃脱，后潜入北京，时任日本在京报社的通信员，因披露清廷与沙俄签订密约之事被捕。

   沈荩被关入刑部大狱。他的被捕成为当时报纸记者追逐的新闻之一，因为与他同被关在刑部大狱里的，有在越南打了败仗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和首创注音字母的著名翰林王照，还有在庚子事变中因与德国人关系诡秘而声名赫赫的妓女赛金花。因此，小报称清廷刑部大狱中英雄、美人、文人、名将“四美俱全”。

   慈禧得知沈荩是汉口造反的漏网分子，又得知他是泄露中俄密约主要内容的人，因此下旨：沈克诚即刻杖毙，吴式钊六品著用。

    杖毙，乱棍打死。

    刑部大狱的狱卒看了懿旨后十分错愕。

   错愕有二：一是正值太后的万寿庆典期间，按照惯例不能够执行死刑，因为这样不吉利，会冲掉太后的喜；即使是平常时日，有犯人被判了死刑，也应在每年的秋季统一执行。二是置于死地的方式，用棍棒打人的背、腿和臀部，本是一种肉刑而不是死刑，采用这种方式将人活活打死，实际上是一种非刑。

    可是，太后等不及了。

   “卒以西太后之旨不敢违，乃拽荩，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一介文人的悲惨呼号在中国近代史中缭绕不绝。

    血与肉的飞溅足以证明清廷残暴的统治已经走入绝境。

    尚在狱中的章太炎写诗悼念：“……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邹容和诗：“……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

   章太炎在狱中曾绝食7天，未死；曾与狱卒发生冲突被殴打，未死。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

   邹容“年少性刚”，不能忍受“狱卒侵凌”，“愤激内热致疾”。1905年4月3日深夜病死于狱中。

   这时候，《革命军》已成“清季革命群书畅销第一位”，被誉为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的中国之本。

    摘自《191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