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话剧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话剧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辛亥革命前后，先进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倡导新文化以满足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文明戏更是发展迅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各种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随后迅速普及。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李叔同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马格丽特，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演出全部采用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这也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当时被称为“新剧”。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的。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辛亥革命的队伍中，还有不少演文明戏的艺人。

   据梅兰芳回忆，辛亥革命时，同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队伍中，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

   作家傅国涌在其《辛亥革命中的演员》一文中也提到：“亲历上海独立的‘和泰豆米行’学徒、商团队员胡根生听说，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

   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的文明戏艺人，有个名叫刘艺舟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不进政界学界，迷上了唱戏，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处演新戏。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手戏。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大连、安东一带活动，听到革命消息后，他马上将剧团武装起来，并通过演出宣传革命思想。

   文明戏是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会带着真枪到处走，就这样刘艺舟拿下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剧目，说的是瓦岗寨的一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而这就是一出活的《打登州》，演得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一座古城就革命成功了。

   乘革命之浪潮而兴起的文明戏，也随着辛亥革命后的形势逐渐衰落。文明戏虽然衰落了，但也为五四新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后来的新剧，到1928年，经著名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定名为“话剧”。

    文明戏的辉煌顺应潮流
    对话者：钱江晚报VS胡志毅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明戏的出现，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吗？

   胡志毅（以下简称“胡”）：辛亥革命前夕，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的中译和剧本《茶花女》的演出，可视为与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思想上一种默契的配合。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记：当时演剧最火热的地方是哪里？

   胡：当然，上海是无可争议的中心。1909年到1912年，上海有新剧同志会、进化团、上海演剧联合会、新舞台等演剧团体演新剧，演出场所有茶楼也有戏院，可以说曾辉煌一时。很多剧团不仅在上海，还把演剧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城市。

    记：在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有什么变化？

   胡：辛亥革命前，任天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演出团体进化团，进化团常演的剧目如《血蓑衣》、《恨海》、《爱之花》等，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形式也通俗易懂，十分受欢迎。辛亥革命后，家庭剧慢慢受欢迎起来，陆镜若编写的《家庭恩怨记》是当年春柳社最卖座的保留剧目，也是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戏之一，当年的演出非常成功，万人空巷争看“文明新戏”，一时成为佳话。在当时，很多“司令”在混乱时代大发横财，成了新暴发户，一到上海就娶姨太太，但往往好景不长，家庭变故，人财两空。以此为背景的《家庭恩怨记》想不红都不行。

    记：文明戏表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胡：引人注目的是，它是以男主角反串的形式出现的，李叔同所扮演的茶花女，就是男扮女装。而《茶花女》中的马克、王熙凤、夏金桂、小桃红等等，还有众多老妇的角色，也都是男扮女装。此外，欧阳予倩等也演过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