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沉默和响亮是一对反向概念，就如同孤独和名利一样。有诗怀者将学术的成长喻为树的年轮。年轮的增长不是画的，而是机体自身形成、在沉默与孤独中承受过风雨和苦难的印记。诚如《学术的年轮》的作者蒋寅所言：“学术是默默成长的一种尊严，尽管孤独，但它顽强、凛然而充满希望。”学术的本质是“追索真理”，亦是一种默默的探索、追求和完善，是一种独自的艰辛和心底的愉悦。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蒋寅的“追索真理”，实际就是“为己”，是纯正的学术，讲究丰富和提高自我，不趋炎附势，不谋名图利。正如他自己所说：“一部杰作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其经典化的过程，一个深刻的结论或许要经过长久的论争才能为人们所接收。”所以，默默地、孤独地成长，就是成就学术的首要前提。
例如“听到各年龄层的同志们放谈钱锺书和《谈艺录》”，蒋寅却说自己读第一遍时“基本上不懂”，读第二遍时“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读第三遍时“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这显然是“为己”之读的体现，是求真懂真知、深懂透知的读法。既非假惺惺的谦虚，也非故作高深的作秀。因而他会感到自己还是不摸底，没有真正读懂。应该说，这是高层次上的“不懂”，其实比很多人懂得多。举个实例，钱锺书评王渔洋：“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王渔洋一向被评者吹捧得神乎其神，才气横溢、天资过人。钱锺书此论真的是“忽发狂言惊满座”，向来没有多少人敢于呼应。蒋寅却独具慧眼，深表赞赏：“钱锺书批评眼光之尖锐犀利，一似伦琴射线洞照肺腑，隐病结症，一一皆现。”平心而论，王渔洋的确情感不够深切真挚，生活体验不够深厚宽广，难与陶潜、杜甫、李白、苏轼比肩；感受的敏锐和想象的飞扬也都不到位，难与屈原、李贺、李商隐并论。虽在诗学上有诸多创见和贡献，而在创作上还是名大于实，实应有此一论。
如今，敢于说不懂者越来越少，人往往是自以为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很多哲学家自以为在进行哲思，其实还没有进入“思”的境界。我觉得蒋寅《〈谈艺录〉的启示》一文，主要是自说自话，自我反思，也就是“为己”而作，但客观上却完全可作为初学钱文的生动、有趣的导读，开“灵性”一路研究方法。
“为己”的学人，甘于寂寞，不作闻达之想，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学术的旨归愈来愈指向更普泛的人世间。真正的学术、成功的学术，即使主观上只是“为己”的学术，也必然会烛照冥茫，推进文明，蜚声于世。因此，默默成长的结果必然是响亮的成熟。《学术的年轮》从千禧年初版，到十年后再版，其间朋友要，网络转贴，书店售罄。很少有学术散文，能令人在知识授受之外，感受到类似看时评或叙事文学时的那种情绪涌动。
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讨论北大改革时曾呼吁“大学不是养鸡场”，蒋寅就此发论：“学者们将要计算着日子下蛋，每年绝不能少下，也不能多下——今年多下了，明年便没蛋下。”早年，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曾发表一系列论文，开创性地将中西诗学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范畴加以对照，提出一些颇有灵气的看法，当时大多数人尚未觉察，少数人读之木然，而蒋寅却称赞他：“为学界勾勒出中西诗学观念中一组对应的范畴，如文道与理念，意境与典型，妙语与迷狂，风格与体，物感与模仿，风骨与崇高，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宣泄)与孔子的‘发和说’，等等。”而多年后，曹顺庆的“失语症”之说流行于学界时，蒋寅却断言它为伪命题。
多年来，部分学人盲目倡导宏观理论，蔑视问题研究，使很多学者都曾有过被退稿并附以“没有理论”的考语的遭遇，使理论面临“空洞无意义”，“不光理论应有的品格将被牺牲，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将枯萎”的危险。对此，蒋寅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的提出，都是基于一种理论眼光，包含着问题认识的深化。”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严格说，没有真正的研究不含理论因素，即便没有自觉的“理论眼光”，也必然内含理论因子。
《学术的年轮》焕发着人文的异彩，它不仅可给学者看，也可给广大直接或间接受到“人的学术”影响的读者看。读这本书，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都暂时忘掉身份地位，忘掉诸般名利之争。“仁者见仁”是一种境界，但如果仁者只能见仁，而不能体略智者可能之所见，那只能说，他永远会有摆脱不掉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忧愁。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都有机会成为所谓的学术受益人或受害人。因此，在文化的法庭上，坐席上的对立方是相对的，在判决没有出来之前，最能左右结果的就是如何想方设法地让既成事实说话，到底谁戕害了学术？谁成了“死学术”的受害人？谁又最终做了“文化的复仇僵尸”？关注这一循环链的应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因为，所有的人都已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学术活动，而参与的本身就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本书缔造了一个可能被认为是看不到的温柔的法庭，一位能让死者说话甚至是发出呐喊的法医，一条可能证明无辜或有罪的证据，提醒每一个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言行和思想正在与这个文化环境发生着互动的人，如果想知道事实真相，最终必须去努力寻求答案：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我，是施动者还是被动者？
学者如果兼有品格与胆识，能仗义执言，那么其深刻的思想、精辟的分析、客观的立场就终究会产生重大的社会效应。只有具备真性情，随情适性，而且把这种精神灌输到学术研究中的人，才有可能在文化和历史的裁判中拿出让自己的理论得以永生的证明。与那些一谈到学术就变了副腔调，高谈阔论却不见文化痕迹的人不同，我们在学术中仍可看到一个本真的、个性鲜明的蒋寅。我想，这应该就是“第四代学者有超越意义的升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