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视台纪实高清频道纪录片拍摄现场
北京电视台纪实高清频道纪录片拍摄现场
上周一，今年初开播的央视纪录频道，高调宣布第一次改版：在日首播4小时的基础上，增加2小时节目量，同时加强主题化编排和整体包装。重新亮相的纪录频道，在一周之内，收视就从改版前的0.5％左右飙升至1％。
作为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一个以高清格式播出的纪实频道——北京电视台纪实高清频道在今年7月1日以620频道号悄然开播。虽然没有大肆宣传，但在短短一个月后，北京高清机顶盒用户该频道收视户数上蹿了10倍；日均收视次数连翻四番，从2万涨到8万多；收视人数则从日平均9000多人上升到5万多人。
纪实类专业频道的接连开播和走红，让不少人惊呼：“2011年是中国的‘纪录元年’！”而在更多圈内人看来，纪录片播放平台的骤增，的确使这一在社会边缘“流浪”多年的“体裁”，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只不过，用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纪实高清频道主任陈大立的话说：“这是中国纪录片的早春时节，气候刚刚回暖，‘草色遥看近却无’，仔细思量，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平台：纪录片也有“5.1环绕立体声”
“说今年是中国的‘纪录元年’不妥，‘纪录频道元年’倒比较贴切。”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褚嘉骅解释，纪录片在中国历史已久，早年也有过高潮低谷。但就播出平台而言，2011年央视和北京两个举足轻重的电视台先后开设专业性纪实频道，确实在国内首次放出了“众花齐放”的信号。
“很多卫视都有播纪录片、纪实性节目的惯例，但大规模播出的专业平台，以前只有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一枝独秀。”陈大立介绍，近年来，陆续有中国教育三套、辽宁电视台北方频道、重庆电视台科教（纪实）频道、湖南电视台金鹰纪实频道和山东教育电视台的崛起。不过，从名字上就能看出，除重庆科教、湖南金鹰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纪实频道外，其他电视台只是“主打”纪录片或纪实节目，并不排除播出电视剧、综艺节目等。
央视纪录频道的开播，无疑给沉寂已久的纪录片行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全球覆盖，每天4小时新节目，其中仅20％留给海外片源，剩下的80％全部留待国内原创作品。“对搞创作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褚嘉骅直言。
北京高清纪实频道还给出了平台的另一种发展思路和标准：跳开纪录片的局限，以自制纪实节目为主体；同时强调以“高清”为代表的视听技术的升级。“很多大投入、大制作的作品，不用高清形式，观众就无法真正感受到画面的细腻和整体的冲击力。”陈大立强调。目前，北京高清纪实频道每天播出14个小时，所有片源都为高清制式，周末则安排了50分钟的“新视听”环节——此时段节目采取5.1环绕立体声，再加上纤毫毕现的画质，让观众真正享受到在家看大片的“影院效果”。目前，频道还在尝试3D节目的制作。
“当下屏幕，快餐式节目比比皆是，但社会也需要平和、具有文化积淀的产品。运用逆向思维，采取差异化竞争，纪实节目、纪录片便是电视文化中的精品。北京高清纪实频道的追求，契合了首都文化圈的定位和中高端文化人的品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小普如此分析。
片源：年产400部，市场化不足1/10
平台多了，片子，特别是原创纪录片，够不够放？这个问题，业内给出了相互“矛盾”的回答。
“我国每年体制内生产的纪录片，大概在400部到500部左右，这个产量放在世界上也不算少了。”褚嘉骅说。“一部好一点的纪录片，哪个台不是来回播好几遍？（片子）根本不够播。”中国传媒大学电视节目研究所所长、教授张雅欣这样认为。对此，陈大立有些无奈：“我们的产量不低，原创不少，但高水平作品有限。每年国内制作的片子，乐观估计，参与市场交易的有十分之一就相当不错了。”
精品缘何匮乏？业内达成的共识是：“资金和观念，两条腿都跟不上。”
以今夏大热的《海洋》为例，这部104分钟的纪录片投资50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4个多亿；北京高清纪实频道前不久播出的BBC8集纪录片《红海之谜》，每集成本至少100万美元。相比之下，9集纪录片《人民大会堂》，成本90多万元，在业内算很高标准；而中国教育三套的百集纪录片《圆梦百年——中国义务教育百年纪实》，前后耗资超过1500万元，已是举全台之力。
“最近国家要设立纪录片的专项扶持基金，这是头一回，大好事，可是你猜基金多少钱？”张雅欣顿了一会儿，“500万元。现在投入大的电视剧，单集拍摄成本就能到200万元——我们的纪录片国家级奖励，面向所有制作和播出机构、栏目、作品、主创，加起来只够拍两集半电视剧。”
在创作上，褚嘉骅认为，喜好“大而洋”是眼下原创作品的一大弊病：“到处是宏大叙事，洋气指的是在特效上盲目砸钱——因收视压力造成大家习惯追求的镜头上的花里胡哨，叙事本身却缺乏新意，又想在新时代讨好新观众，于是，砸点钱用现成的特效，显然是投机取巧的好办法。”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一提到“命题作文”就摇头：“国内纪录片很多命题作文——先打好草稿，经过审核再按文稿去拍画面，怎么可能拍出好作品？怎么可能有好市场？”
对理智的业内人士来说，这些有点像那条自食其尾的蛇：拍摄高难度和市场低回报，决定了没有投资方肯主动大投入，“整个产业完全靠有识之士的一腔热情在支撑”。而低成本投入，再加上较高的“无效传播”，市场反馈更低，如此循环往复，精品难出。
运营：高档商业广告成“潜力股”
“纪实频道的受众太小众化，肯定没什么商业前景。”这是不少旁观者“理所当然”的想法。“前半句对了，后半句错了。”张雅欣掰起手指，“纪录片走到哪里都不可能是大众消费品；但它却可能有很好的市场回报，这方面的例子，一看上海纪实频道，再看如今的央视纪录频道，就清楚了。”
早在2002年开播的上海纪实频道，头三年亏损，2005年开始盈利，直到2008年，频道不但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实现了超亿元的广告收入。“我们的收视率永远没法跟只播电视剧的电视台相比，但由于它的受众文化水平、收入、社会地位都较高，所以影响力很大。”张雅欣分析，“像上海纪实，它只接高档商业广告：白金、汽车、高档酒和化妆品——碰到洗衣粉，他们会说：‘你还是去找其他卫视吧，我们不做。’”而央视也正在履行自己年初的承诺：开始加入商业广告，“目前只有4个广告获批，不过一切只是开始，最起码说明，只要你做得好，纪录片一样有巨大的广告潜力。”张雅欣说。
当然，绝大多数频道仍以国家或台里的拨款维持播出。“由于频道刚刚起步，加上频道高端定位和高清机顶盒的覆盖问题，商业广告的投放可能是一个慢热过程。尽管如此，下半年台里仍计划给我们再拨一笔不菲的经费。”陈大立很坦率，但他仍然强调，“如果条件许可，市场化是提高节目品质、提升经济效益的必经之路。”对此，有专家评价：“在当前电视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下，北京电视台肯花大投入，造高平台，打造纪实高清这样高品位的纪录片专业频道，体现了媒体的文化自觉和对待观众的文化担当。”
而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也表示：“我们当然想做完全彻底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但前提是我们能养活自己；国家每年拨给全台的运营费是400万元，我们还有自己的收视压力，播电视剧也是不得已为之。”
其实，一个频道的生存除了商业广告和财政拨款，还可以售卖内容。事实上，国内各频道虽然都与国际同行有交易往来，但买进的多，卖出的少。“我们买进片子好说，原创作品要卖出去却很难。”褚嘉骅无奈指出。究其原因，还是教化的烙印太重，“凸显个性化、个体化的题材，或者内容是纯粹的文化传承，这类作品容易在国际上被接受；但凡有些宣传目的，都很难走出去。”陈大立透露，“要么，也只是作为素材，被人家买走‘按需’剪辑，要么直接低价收到资料库里去了。”
旁观者说
关注社会是纪录片的责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新中国纪录片的一个辉煌期。作为“60后”的一个普通观众，在语文教师老王的回忆里，当时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纪录片，留在他心里的烙印，并不比当时《红楼梦》、《围城》等热播电视剧浅。“不过当时我们的选择也少——不仅纪录片少，其他各种类型的节目都少，所以但凡有好作品面世，大家马上就都注意到了，而且都会扑上去。”
不过在眼下这块光怪陆离的屏幕中，纪录片要再想炫彩夺目，在老王看来却“很难”：“现在综艺、情感类节目那么多，看着都眼花；而且看多了国外关照个体、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再回头看我们电视台放的，要么宣传教化意味太浓，要么一味广角镜头、航拍、全景式画面，拍得像美丽但没有灵魂的风光片——却没胆子，或者没心思针砭时弊。”
老王的话，恰好点中了眼下众多纪录片人的软肋和隐痛：如今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特别是一些纪实性作品，更偏向文献记录或专题片方向，而缺乏对时下焦点的关注。
“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社会关注，这一功能不能发挥，它所起的社会作用也就十分有限，对国内纪录片生态的发展也难有帮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吕新雨直言。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小普更将这一观点引向深入：“如果抛弃纪实性节目的新闻性，它们就极易被边缘化。关注和引导社会心态，是纪录片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对于纪录片在未来的发展，专家们也给出了各种建议：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建议，对新闻性话题可以做滞后处理，“但解读的方式要有深度，关注事件背后的价值”；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则提出可借鉴凤凰卫视的经验，提前储备素材，凸显事件在历史纵深上的走向；周小普认为可以摒弃评论，进行客观讲述，或选择敏感点的周边话题，规避政治上的风险。
国外现状
国外纪录频道印象
一提到国外著名的纪录片平台或内容生产商，不论是圈内还是圈外，大抵指的都是这四家频道：美国的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英国广播公司（BBC），日本NHK电视台。近日，一些国内纪录片业内人士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对这些“行业大鳄”的印象。
印象一：成熟的项目管理和基金运作
“国际上成熟的纪录频道，背后其实都有基金在运作、经营。”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表示。所谓基金运作，一般是指大财团投资，基金通过项目体系进行总控和把关，具体创作交由不同的团队，产生效益后由各方分利。康宁认为，这种市场机制非常值得借鉴：“纪录片投入大、生产周期长，项目制度利于多线并行，提高效率；通过类似‘竞标’的方式，资本也可以流向最适合的团队；关键是，相比一时的利益回报或奖励，这种滚动模式能够保证纪录片长久地生存下去。”
事实上，项目管理制度已经被国内同行引进。上海纪实频道近年来就大胆采用自制、联合制作、委托代制、购买等多种制片方式，而且通过多方运作，在香港地区落地播出。中国教育三台同样采取项目管理制度，可同时运作7到8个大型作品。
印象二：要求严苛的“情景再现”
“我们有个毛病，尤其爱在纪录片里‘情景再现’，而且是以大量电视剧镜头再现，最后加点访谈了事。”中国纪录片协会秘书长韩亚利摇头，他第一次看到探索频道的纪录片《玛丽莲·梦露之死》时，曾深深为之震撼：“同样是再现，梦露临死前吃了多少药，倒在瓶盖里是多少，到了胃里又是怎样……片中有大量医生在实验室里化验的记录，整个再现过程追求严密的逻辑推导，因此带有揭秘性质，处处有看点。再反观我们，没有实拍画面，只好人为臆造，电视剧这种艺术加工过的镜头，能信吗？只能拿解说词补充糊弄。如此再现，纪录片的可信度在哪里？”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褚嘉骅还补充：“在国际上，即使一颗纽扣也追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只要剧中有‘情景再现’，片方一般都主动退出各类纪录片评奖——因为大家默认，有‘情景再现’的作品不应该被叫作历史纪录片。”
印象三：“匪夷所思”的视角
中国人爱宏大叙事，这类作品外国人并非完全不感兴趣，只是他们感兴趣的点，往往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转念一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被BBC看中买下。不光买下，对方制作人员还重新操刀，精剪成两集，在某次国际业内会议上播放。经过彻底去政治化、加快节奏后，这两集和原来的版本“判若两人”，“从头到尾只讲了宫殿的安全管理，但都是兴奋点。”一位国内纪录片人回忆。会上曾有国人愤而反击，认为原片被玷污，BBC的工作人员只是很诧异地回复：“这么大的宫殿群，又都是木建筑，我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防火。”
“确实，就像我看卢浮宫，不会刻意了解法国文化，而会好奇里面的珍品如何保存一样，完全陌生的观众自然最关心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该业内人士感慨，“我们是全方位放大，什么都讲，但最后什么都没讲透；对方很实际，只选一个点无限放大，讲清楚了一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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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纪录片大事记
●1953年7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京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1952年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则以拍摄军事纪录片为主。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成立，初期播放以纪录影片为主，“文革”前夕，其自主摄制的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久的“《收租院》热”。
●1973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欢庆五一》，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
●70年代后期，电影纪录片逐步衰弱，电视纪录片崛起。1979年，央视与日本合拍《丝绸之路》，这是中国第一次国际意义上的纪录片合拍。《丝绸之路》被视为打破之前“说教片”政治教条的第一步，技术上首次出现航拍。
●1983年，央视再与日本合拍长篇大型纪录片《话说长江》，片中首次设置主持人陈铎和虹云，开辟了纪录片和观众交流的先河，也开辟了“话说”这一全新的节目形态。
●1990年，吴文光导演的纪录片《流浪北京》，被认为标志着民间纪录片的开端。与电视台的作品重在传达官方意志不同，民间纪录片强调表达个人观点。
●1993年2月，上海电视台开辟了全国第一家以纪录片为主题的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5月，央视《东方时空》设置固定纪录片时段“生活空间”，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此，各地方台纷纷效仿，形成了专门的纪录片栏目，也形成了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命运的纪实传统。
●2008年，湖南经济电视台将旗下生活频道改造成立湖南金鹰纪实频道。同年，重庆科教频道改版为新科教（纪实）频道，节目内容由重庆广电集团旗下纪实传媒生产，成为专业的纪实频道。
●2011年1月1日，央视9套正式改版为纪录频道，这是中国首个覆盖全国的纪录片专业频道。中英合拍的6集纪录片《美丽中国》作为首播节目揭开了频道面纱，该片曾获“艾美奖”3个奖项。
●2011年7月1日，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采用高清格式播出的纪实频道——北京高清纪实频道开播。至此，国内纪实性专业播出平台达到史无前例的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