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逝世了，许多人说要纪念他，这里面包不包括文艺界？

    乔布斯是谁？商人？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教父？！

   时势造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商界、科学界还是文艺界，似乎都很难找出几个堪称神话的人物。这是一个偶像辈出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英雄贫乏的时代。

   但是，年轻人需要精神偶像，需要神级英雄。过去的一百年里，科学家的时代过去了，文学家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最能改变世界的，则是数字英雄。就像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哀悼词中所说：“史蒂夫，感谢你证明一个人的事业可以改变世界。我会想你。”

   的确，你可以不喜欢乔布斯，却完全不能忽视他的影响力。从我出生的中国西部小县城，到印度的贫民窟，再到美国纽约的苏荷区，那只残缺的苹果如同一道魅影，总是萦绕在你的视线里。哪里越发达，哪里便越多“果粉”。

   那么，在这只苹果里，有多少是乔布斯的基因？科技的成分且不讨论，主要说说苹果的精神气质吧。它注重整体性，它的硬件和软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如同乔布斯和苹果的关系一样；它注重工业设计，把冷冰冰的工作产品变成了艺术品，而且许多艺术家也都在用苹果的产品；它引领潮流，每一代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乔布斯创造的苹果字体。

   如果把苹果放在科学领域，去和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的“发明”相比，乔布斯的创新或许不算伟大，却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多了几分美学气质。他做到了把“丑陋”的零件，在简约优雅中不断集成和升华，浓缩成引领人们生活的前沿产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挑剔的艺术家使用着苹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苹果独一无二的气质相反，苹果的流行却像病毒，不断复制。忽然间，苹果的iPhone、iPad成为“街机”，成千上万的人用同一款苹果产品，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拥有它，就如同拥有一种象征资源。

   这个文化符号，是附着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如今无处不在的媒体轰炸，没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这个符号不会流传如此广。这就是乔布斯的借势：他借助趋同性的大众文化推广了他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大众文化，乔布斯也不会以教父的面目出现。果粉们每年都会期待一年一度的苹果新品发布会，乔布斯会在上面推出新的产品。那一刻，乔布斯对果粉来说仿佛神仙下凡，为他们带来福音。所以，没了乔布斯，许多果粉悲观地表示：iPhone5看来是出不来了。

   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反讽：究竟是该悲叹好东西再也出不来了，还是悲哀创新精神再也不在？而且，无论是哪种，竟都是可悲的。如果只因假设今后难再有美妙的苹果产品出现，因而哀悼乔布斯，那么就是把苹果和乔布斯等同了，把乔布斯物化了。我们可以假设，要是今后有更好用的“青苹果”之类产品出现，难道就可以将乔布斯忘了？如果这种论调淹没青年人，那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然而，如果悲叹今后很难有人超越乔布斯，悲哀再也没人能具备他的创造精神，则是更大的悲哀。这种悲叹，尤其不应该发生在青年人身上。毕竟，江山代有人才出，乔布斯的确在这个趋同的世界里创造了大不同，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今后再难创新。我尤其注意到，这种论调在中国的微博世界中甚嚣尘上。

   其实乔布斯是面镜子。无论是中国的科技还是文艺，都面临创新乏力的局面。就拿文艺界说吧，如今有谁能创作出如苹果一样既有艺术性，又具备商业性的作品？不仅是不能，几乎是不敢想，甚至还以曲高和寡来推辞。的确，我们处于一个大众文化盛行的平庸时代，但我们能不能像乔布斯一样创新、进取、百折不挠、勇于冲破束缚？

   这里可以引用一个乔布斯的例子来证明。当年乔布斯上书写课时，学到在不同字母组合间变更字间距，学到活字印刷伟大的地方。他当时从没预期过学这些东西能在生活中起些什么实际作用。但十年后，当他在设计第一台麦金塔电脑时，便想起了十年前所学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设计进了麦金塔里，让它成为第一台能印刷出漂亮东西的计算机。

   这个例子完全可以让中国的文艺界人士多加思考：中国拥有古老的书法艺术，一定不比西方差，却有几个人能将书法的精髓融入到当代文艺的创作中来？

   中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发自肺腑地问道：“中国为何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当乔布斯走进历史之时，我们何尝不在热切地呼唤：中国的乔布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