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4岁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之后我用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说这话时，毕加索已经晚年，他儿时受着正统学院派教育，没有机会自由地画，所以用了一辈子在画室和画笔里寻找失落在童年的自由。昨天，“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在世博园中国馆正式开幕，来自法国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62幅画作里，年代最早的是创作于1895年的《赤足少女》，那年毕加索14岁，最近的是1971年的《星期日》，那时毕加索已经90岁。借用毕加索博物馆馆长安娜·巴达莎莉的话，这62幅作品勾勒了毕加索漫长绘画生涯的脉络，这道蜿蜒了70年岁月的时间痕迹，回溯了他渴望回到童年的漫长旅程。
   帕布罗·毕加索，这个1881年出生在西班牙南方海滨城市马拉加的男人，被视作破坏者和颠覆者，他自己也说过，“我什么都反对”，“一幅画是破坏的总和”。1906年，他从高更的热带题材和古代伊比利亚的原始雕塑里获取灵感，从塞尚那里偷师了解构自然的几何法则，绘画挣脱了真实的束缚，“呈现”取代了“再现”，符号传递了特殊的感知，感知比现实更重要。这次展出的《男子胸像》、《女子胸像》和《四分之三裸女》，是他在1906-1907年间创作的，酝酿了惊世骇俗的《亚维侬少女》，在巴黎掀起立体主义的风暴。

   时间进入1925年，《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自创刊后每期都登载毕加索的画作。这时，现实在他的画笔下土崩瓦解、支离破碎，“我所坚持的类似，是达到超现实的类似”成了一句革命的口号和标语，“画家只有透过符号才能表现自然”。于是，人像在他的画布上诡异地变形了，仿佛在永恒波动中的曲线勾勒了三维空间坍塌后扁平的世界：女子的五官堆积在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上，这是1927年《坐扶椅的女人》；雕刻家的左脸和右脸像上弦月和下弦月偶然拼凑在一起，宛如立体的盒子被拆开后成了一张平板纸，这是1931年的《雕刻家》；还有女人的双手被简化成茄子的形状，这是1932年《坐红色扶椅的女子》。

   世人说他多变，他一辈子活过了若干艺术家的人生，成了一部活体的绘画百科全书。然而听他自己说：“我仿佛站在两边都是镜子的长廊里，镜子无限复制我的形象，是过去的镜像，是未来的预测，也是当下的真实的我。你们只是借助不同的面观看同样的我。”

   我们该记得，他是在做美术馆研究员的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受着正统古典美术教育走上绘画之路的孩子，展出中他14岁画《赤足少女》，显然受着西班牙画家委拉斯盖兹的熏陶，昏黄的光影里，椅子和地面的空间关系被隐藏，红色是画面的主角，女孩裙子的颜色从朱红到暗红渐变起伏。在他其后漫长的人生游历中，一直随身带着这画，不仅因为“14岁就能画得和拉斐尔一样好”的自得，也因为，那是他一生创作的“源”。1915年之后的10年，被视作他“重返秩序”的古典时期，他对安格尔和伦勃朗这些前辈有临摹，而更多的是戏仿，但是在1925年《扮丑角的保罗》这幅画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委拉斯盖兹留在他创作中的印记。1957年，他76岁，重绘委拉斯盖兹的《侍女》，之后，他把笔触伸向伦勃朗、提香、戈雅、德拉克洛瓦和马奈，这批画作，是他对曾经启蒙他的经典的重访，也是用极端的诠释方式在他的画作里书写一本绘画史。

   在《仿<草地上的午餐>》里，马奈大胆铺张的色块邂逅了毕加索超现实的漩涡曲线，抽象极简的几何人体沐浴在印象派的光影中，这幅画因为情感和形式上奇特的混杂而让人移不开眼睛，毕加索把双眼凝视于绘画在时代过渡的伤痕上，这个被考克托形容成“天才拾荒者”的破坏者，他心中真正的梦想是伟大的综合——作为一部绘画史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