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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也许并不长，但中国的商业演出市场却完成了华丽蜕变。

   据文化部统计，去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达137.15万场次，观众8.85亿人次，演出收入128.76亿元，其中，演出收入比5年前增长了近11倍。

   不可否认，我国的商演市场驶入了快车道，但高速发展中却总有几道噪音：乱在赠票、乱在票价、乱在缺位的激励政策、乱在失序浮躁的市场。老生常谈的问题再度摆上台面。

   这些“乱”，令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活力受限，令文化繁荣发展动力不足。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演出市场的问题不仅仅需要审视，如何解决已经是更为紧迫的议题。

   日前，一则消息让北京演艺界颇为振奋：北京正式启动核心演艺区建设工程，天坛、天桥演艺区同时开工，计划未来5年内新建、改造剧场50多座。去年全市17674场的艺术演出为这次文化“破土”提供了最充足的理由。

   快速增长的演出场次，话剧、歌剧、舞剧、音乐会等的此起彼伏，各大城市频繁亮出的艺术名片，充分展现了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面。然而，一骑绝尘之下，却不能说明演出市场的一马平川，质疑声、批评声依旧不绝于耳。“乱象丛生，迷局未破”，成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心中块垒，也成了商演市场的发展之惑。

    赠票多 扰市场

    拉关系、撑场面，不利于培养理性文化消费

   在文艺演出中，赠票“很有些年头”。过去不讲市场，尤其那些汇演、调演、庆贺式演出，基本是赠票；后来进入市场了，赠票的份额依然很大，主管部门、关系部门、媒体、安保、同行，都需要赠票。当年某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来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主办单位干脆来个一场赠、一场卖，以解决大量的赠票需求。如今，文化市场发展了，但赠票依然是普遍现象。

   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北京等演出市场，上级主管部门的赠票是免不了的，而且还占很大的比重；媒体赠票也是“理所当然”的；关系单位要票，自然不能花钱；为赞助商提供大量赠票，则是必然的。此外，如果在体育场馆演出，安保方面的赠票，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赠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票房不振时，与其空着场地，倒不如送人情。

   而在中国艺术走出去的同时，“赠票”也跟着走出了国门。专门经营中外演出的“吴氏策划”总经理吴嘉童说，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许多中国演出靠赠票来保证观众数量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赠票确实是毒瘤，某些机构动辄拿几百上千张演出票，而最后这些票还可能流向了‘黄牛’。”麦特文化传媒总裁陈砺志在微博中如此表示。的确，赠票导致的市场紊乱也是“黄牛”出现的主要原因。

   有些演出商将赠票作为培养观众的一种方式，属于宣传策略和营销策略，但一些专家并不同意，认为这不是培养理性文化消费的正确手段，相反，还会破坏正在形成中的文化消费习惯，“特别是水平不高的免费演出会让观众对该艺术门类的认识出现偏差”。

   赠票对舞台艺术的伤害不小，文化消费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而赠票的不良风气却鼓励了大家“等票”的心理，甚至会觉得买票消费是一种浪费，这样一来，恶性循环就形成了。“赠票对中国演出的市场化干扰极其严重。除了对赞助商的赠票属于合情合理外，其他赠票对普通观众来说，都是不平等的。只要有这种不平等存在，完全的市场化也就不会来临。”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认为。

    票价高 有虚火

    虚假宣传、成本飞涨、炫耀性消费，推高票价

   目前，上千乃至数千元的票价仍然畅行于各类演出，无论怎么批评，解决起来却好像非常困难。

    票价高，其中有虚火。

   据票务公司知情人透露，现在很多门票都由企事业单位购买，有些用来送礼，有些则分发给职工。所以，票面价格高于实际价格，可以让被送的人得到心理满足，同时也为购买方提供了回扣空间。

   票价的虚高与媒体不切实际的宣传也有关系，新闻宣传报道的演出售票情况和上座率往往并不真实。“媒体的虚假宣传为虚高票价推波助澜。受虚假宣传的影响，虚高票价就会有一定的市场，观众也会受蒙蔽。”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说。

   炫耀性消费也是导致票价虚高的缘由。8000元“天价秦腔”、万元的“天价昆曲”，还有过万的歌剧票价，都属于炫耀性消费的产物。一些观众为了“尊贵感”，乐意接受高而不实的票价，以显示身份，于是，演出商就投其所好，专门设立“天价票”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当然，这种票在演出市场中只是少数。

    票价除了虚高外，确实还有不得不高的另一面。

   吴嘉童认为，票价过高缘于演出成本过高，场租、宣传费用、演出人员的酬劳、住宿和旅费，现在都在上涨。比方说，邀请一家普通乐团至少要花40万元。假如卖出去1000张票，成本平摊在每张门票上，一张约400元。在音乐厅上演一场交响音乐会，票价最低一般是80元，最高是800多元，平均价格正好是400元。加上演出商的利润，500元左右的票价就自然成为平均票价。吴嘉童说，他谈到的成本还只是普通演出中的低成本，如果是名团，或是有名人上场，成本就会翻几番，推广宣传费也随之上升，花个上百万元广告宣传费是常事。

   赠票多无形中也推高了票价，北展演艺文化有限公司演出总监张力刚表示，整场演出一般要卖出60%的票才能收回成本，还要留10%—20%的赠票，最后剩下的票属于收益，这样自然就提高了票价。

    市场热 不成熟

    院团定位不明影响市场发展，税收偏高阻碍企业热情

   演出市场已经发展多年，但总也不够成熟。院团定位不明，在吴嘉童看来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认为，很多院团是靠国家补贴或者干脆由国家养起来的，这样的院团就应该是低票价。“否则，既靠拨款又卖高价票，那究竟属于什么定位呢？”

   据介绍，在德国，科隆歌剧院每年从政府获得5000万欧元拨款，巴伐利亚歌剧院获得的拨款还要多，大约有7000万欧元到2亿欧元左右，这些拨款保证了歌剧院的正常运营，所以他们每场演出的平均票价仅30到40欧元，这在德国人的平均收入中只占1%。“有政府的扶持和完全按市场运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演出，必须严格区分。”吴嘉童说。

   剧院其实也有诸多难言之隐。“2000平方米的剧场，按照写字楼的租赁标准，每天出租费是5元/平方米，加上水电费和人员费用，大约是15000元/天。但实际上，目前我们租给演出团体的场租只有6000元/天，等于赔了3/5。我们为社会文化服务作了贡献，却没有享受税费上的优惠或者补贴。”北京先锋话剧剧场经理傅维伯算了这样一笔账。很多演出公司经理也都认为，国内大多数文化演出场所并未被列入公共文化设施，不仅要缴纳房产税，还要按照商业和娱乐业的标准缴纳5%至20%的营业税，这一部分成本理所当然也被分摊到票价之中。

   偏重的税收也让文化企业“提不起精神”。上海城市娱乐有限公司总裁孙明章说，从2009年起，演艺企业的演出人员费用和场租支出不能抵扣，导致演出成本增长。他建议将文化演艺与夜总会等娱乐行业区分，划入现代服务业，实行差额征税，以扶植文化行业。另外，他说，对于从事文化演艺进出口的文化企业，出境时要加非贸征税，这也是文化企业的另一重税，致使“走出去”的企业利润受限，影响了“走出去”的热情。

   孙明章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体系不健全，舞台演出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和方法至今没有出台，让多数舞台作品的增值评价不能体现，这也导致社会投资更为关注影视等行业，轻视舞台生产的价值。

   获得赞助，是许多演艺公司和院团的夙愿。为了吸引更多的赞助，对赞助者减免税收，令所有手续都规范便捷，使赞助和被赞助都获益，也成了演艺行业对政府的希望。但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演出市场的健康发展，涉及税务、外汇等多部门，需要配合协调才能成功，不能仅仅依赖文化部门。”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