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几点开饭是国家机密，随时下令，随时就得把饭端上来，厨师提前一天做，放炉上保温，可是按现代卫生标准，两小时后就算剩饭。

喻大华历史学博士，现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比约定时间早到10分钟，可喻大华教授早已等在那里了。

   在网上，喻大华的语录随处可见，作为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他的“粉丝团”影响力颇大，他们自称为“喻香肉丝”或“喻林军”。

   喻大华的幽默，深入骨髓。谈到明末汉族官员争相投降，他说，搞得清廷接待不及，不得不开VIP窗口。而设想被卡在电梯中，可能耽误网络直播时，他口气更是轻松：实在不行，咱们抬着电梯一起去……

   喻大华早想讲光绪，但晚清皇帝得一个个来，好容易轮到了，又因收视率的原因，编导让他先讲溥仪。然而，好饭不怕晚，喻大华版的光绪引来一片好评，同期推出的《囚徒天子光绪皇帝》一书，也得到读者们的认可。

   在中国历史上，光绪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皇帝，他开启中国近代改革的闸门，却因才华、经验等原因，最终被黑暗吞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光绪终于没能超越历史的宿命，他成了一个悲情时代的精神象征。然而，一代代人们并没有停止追问：如何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真的走出曾经的时代了吗？当历史的大河惊涛拍岸，不断以粉身碎骨的方式在冲击着地峡时，该怎样拓展未来之路？

    “改革比革命更困难。”喻大华教授如是说。

    历史没有终点

    北京晨报：您为何特别关注光绪？

   喻大华：光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皇帝，只活了38岁，在位34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傀儡。他的命运起伏特别大，容易打动读史者的心弦。每个朝代都会有盛世和衰世，但历史的车轮一旦运转，便有很大的惯性，盛世之君谁干都行，都差不到哪儿去，衰世之君就很难了，很多事非人力所能为，如果把光绪和康熙掉个儿的话，评价会完全不同。

    北京晨报：很多人看来，这段历史充满了屈辱。

   喻大华：在我们说近现代史屈辱、苦难的同时，不能忘掉它也是中国人抗争、奋斗和浴火重生的历史，这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面。历史要从长远的角度看，1895年，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可日本从此走向军国主义，50年后，几乎亡国，我们却成了胜利者。历史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不能只从某个点来看问题。一个民族不可能永远都辉煌，一个人要受得起委屈，一个民族也要受得起委屈。

    满清的文化负担小

   北京晨报：光绪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如此艰难，恐怕唐太宗来了也不行。

   喻大华：清末面临三重压力，一是处在王朝衰败的节点上，中国历史存在着王朝兴衰轮回的周期现象，因为专制体制长期不变，无法跳出这个历史宿命。二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没落的节点上。三是资本主义向东方扩张。总之，清自嘉庆衰落，又支撑了百年，还挺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是个奇迹。

    北京晨报：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的？是不是与满清是异族相关？

   喻大华：有一定关系，满人入关前不会说汉语，文化负担小，一直在学习，到后来，说汉语最好的反而是满人，出了大作家老舍、语言学泰斗罗常培。清代在吸收外来文明的过程中存在阻力，但到它灭亡时，中国一只脚踏入民主化门槛，另一只脚踏入工业化门槛，这很不容易。此外，清代皇帝勤政、廉洁，对灾民能给予一定的接济，这也延长了它的寿命，因为人民对它还没有彻底失望。

    外患否定了清廷的合法性

    北京晨报：可为什么后来又垮得这么快呢？

   喻大华：中国19世纪末外患太严重，面临着亡国的风险，这给人们带来紧张感，直到今天，我们的国歌中仍然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反映了普遍的心态。清政府最大利益是皇位，无法摆正政府、人民和列强间的关系，为巩固权力，不得不依赖列强，加大对人民的盘剥，而人民反抗，又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只能继续求助列强，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晨报：可1911年并非中国外患压力最严重的时期啊？

   喻大华：从今天看，当时人们确实有点过于悲观，但我们没理由指责前人。1911年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远，列强忙于狗咬狗，外患压力确实不大，但仁人志士们对危险估计偏高，比较急躁。孙中山先生晚年对此曾有反省，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邂逅俄国革命党，他们问孙先生中国革命准备多久成功，孙先生说自己还客气了一下，预计20年，结果俄国人大吃一惊，说俄国革命预计需要100年。后来孙先生说：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欲速则不达

    北京晨报：这种急躁的心态，在近代史中带有普遍性。

   喻大华：是的。因为过于悲观，所以浮躁，希望短期内成功，康有为说，如果用他的办法，10年内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怎么可能？这种投机心理使大家看不起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是特别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北京晨报：题外话，石约翰写过一本《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更偏爱革命，这是为什么？

   喻大华：因为革命难度小，改革难度大，革命只有一个敌人，改革则可能遭遇很多敌人，打个比方说，革命是掀桌子，改革是排位子，并让每个人安于自己的位子，这当然不容易。

    北京晨报：在辛亥革命期间，严复态度似乎很保守？

   喻大华：他确实希望革命停下来，他是教育救国论者，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引入西方制度，因为没文化基础，引进来也不行，必须先培养新国民，他为此和孙中山争论过，认为民主的核心是自由，必须从培养自由观念开始。为此，人们给他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他也可能有更深入的想法。

    光绪没有好帮手

    北京晨报：光绪的失败，是不是也与身边缺乏人才相关？

   喻大华：历代建功立业的皇帝身边必有名臣，可光绪身边确实缺乏优秀人才，康有为缺乏政治谋略与实际经验，翁同龢是个书呆子，而且把光绪也培养成了书呆子。戊戌变法100多天，总共出台近200条政令，其实一个政令落实好就不错了，这其中确实有儿戏的成分，后来“围园劫后”更是儿戏。龚自珍说，晚清时人才匮乏，连市场上的小偷都素质下降。

   北京晨报：光绪身边不仅缺乏有才干的人，连有操守的人都不容易找，这是为什么？

   喻大华：中国读书人历来强调两点，一是气节，二是责任感。操守不足，这不是从光绪开始消亡的，而是几百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读书人经济地位的贫困化，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权力，其次是专制主义的摧残，有操守的人在政治上不断栽跟头。统治者不喜欢有气节的人，折磨他们，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重气节的代价。这就把大家都变成了没思想的奴才，老爷给10元钱让他到路左边的小摊上去买西瓜，过一会儿回来了，说没买到，因为小摊搬到路右边去了。老爷也骂奴才傻，可还是最信任他。专制者不需要下面人有思想、有气节。

    皇帝也是受害者

    北京晨报：几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气节，是怎样逐步消亡的？

   喻大华：如果说宋代是8，明代是4，清代就只有1了，儒家确实培养出一代代有操守的读书人，但朱棣灭了方孝孺十族，士林从此寒心，但即使如此，还有海瑞、于谦，可清代有谁呢？今天的读书人，知道气节的不多了。

    北京晨报：可朝堂之上无诤臣，专制者自己不同样受害吗？

   喻大华：明代灭亡时，官员成群结队投靠满清，因为接待不过来，满人不得不开VIP窗口。失去士节砥砺，官员欺上瞒下，不负责任，皇帝只好自己补漏，雍正说登基后平均每天只睡2个时辰，累死累活，连工资都不拿，图什么呢？无非是活个感觉而已。专制制度下，皇帝也是受害者，拿吃饭来说，皇帝几点开饭是国家机密，随时下令，随时就得把饭端上来，厨师提前一天做，放炉上保温，按现代卫生标准，两小时后就算剩饭，御厨都是世袭，根正苗红，厨艺严重退化，皇帝怕遭报复，不能打厨子，只能自己忍着。今天广告都说皇家享受，其实皇家真没享受到什么。慈禧好点，她不吃御膳房，自己外聘厨子开小灶，可光绪就不行了，从小就吃御膳房，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美味了。

    光绪之死不要急于定案

   北京晨报：光绪头发检测砷含量大大超标，死于砒霜中毒基本可看成是定案，为何您在书中却不同意这个看法呢？

   喻大华：我没有不同意，只是希望不要马上定案，光绪的坟1938年被盗，1980年遗体才被放回去，当时留下了他的辫子和部分骨殖，又存放了20多年才做检测。砒霜中毒会引发腹泻，可脉案完全相反，记载他八九天不解大便，这脉案是多人会诊的结果，还要经光绪审阅，作伪可能性比较小，对这个问题，不要马上定案，谨慎一点为好。

   北京晨报：光绪是一个失败的皇帝，您书中称他为失败的英雄，是否太过溢美？

   喻大华：光绪皇帝做了超乎他能力的事，作为改革者，应该量力而行、稳扎稳打，但在外患的压力下，他过于急躁，此外缺乏改革经验，年轻气盛，他是慈禧的外甥，外甥像姨，性格同样执拗，但他凭一己之力打开了中华民族近代改革大潮的闸门，这个闸门打开了，就不可逆转，历史潮流从此汹涌奔腾，即使慈禧也不能不顺势而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而这个贡献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获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光绪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我们今天仍在向世界文明的大潮奔涌而去，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遭遇了很多失败，但不是一直在失败，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仍在前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