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 苏绍智先生的弟子，专长国际政治专业，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中国崛起应该像姚明那样，是东方智慧与全球文明的有机结合，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霸气十足。
中国需要创造性介入外交
著名学者王逸舟专访
王逸舟 苏绍智先生的弟子，专长国际政治专业，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中国崛起应该像姚明那样，是东方智慧与全球文明的有机结合，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霸气十足。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知道王逸舟先生。
那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公开论坛上。绝大多数公开辩论，无非是飙口号、甩大词、玩豪迈的口腔运动，它与真理无关，与理性亦无关。王逸舟大段引用亨廷顿的文字，很难引来看客们的喝彩，常常话没说完，就被对方打断了。
王逸舟后来说，再也不参加这样的公开辩论了，因为太不适合他。思想本身是不押韵的，一旦沦为表演艺术，它就永远地失去了自己。
论坛结束后，请王逸舟先生题字，依稀记得他写下的话：共同探讨真理。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世间的沧桑已看过无数。只有经历了曾经的激情与伪激情，才明白：真正推动这个世界前行的，不是抱怨，不是口号，不是激情，而是低调的理性。
大变迁的时代中，固然应惊艳于独立潮头的英雄，但绝不能忘掉，好世界要靠一次次沉默的努力，一次次妥协，一次次务实，一次次微小的进步，积累而成。历史是一个增量的过程，建设它需要太多人的牺牲与付出，必然有推不动时的焦急，必然有遭遇挫折时的浮躁，然而，正是这些似乎的无用功，在为孩子们拓展着明天。但，毁灭这一切就简单得多，只需几句大而无当的口号、鲁莽的行动方案和人性中的愚昧，就足够了。
坚持理性，坚持妥协，对于我们这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民族而言，是一个艰难的考验，因为这条路遥远且漫长，需要一代代肯于自我牺牲、自我反省的智者的坚持。
王逸舟先生一直在从事学术研究，《创造性介入》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看的书，它用一个个小故事来告诉大家，中国的外交将向何处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爬得高警惕摔得狠
北京晨报：本书写作初衷是什么？
王逸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孕育着中国外交新的成长，今天我们GDP全球第二，军费开支全球第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去年有22万人出国留学，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如果在月球上设个红外线望远镜的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辐射非常低，30年总共才出去28万人次，每年平均不到一万人，而去年我国出境人员达5千万以上，进出4亿多人次，这样的气象，堪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相比，甚至更迅猛。
北京晨报：这会不会带来新的危机呢？
王逸舟：这就像爬山一样，爬得越高，固然领略了不同的风景，可一旦滑落，摔得也越狠。过去中国人不是世界关注的中心，而今天却要求我们发表意见、发挥作用、承担责任，甚至承担比美国还多的义务，这超出了我们的实力和心理准备。过去我们可以韬光养晦，现在已经藏不住了。
中国商人的嗓门粗
北京晨报：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啊。
王逸舟：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我到过40多个国家，如果做个调查的话，他们中80%的人认为我们是大国、强国，因为中国人是用人均来衡量，外国人很少看人均，只看整体。此外，我们对外较多展示了硬实力的一面，奥运会、世博会，我们的城市建设比发达国家还时髦，别人觉得中国从世界发展中获益甚多，而贡献不足。一次，我陪领导人出访时，联合国官员上来先是夸赞一番中国成就，可话锋一转，马上开出长长的一个清单，希望中国支持。
北京晨报：也许发展中国家会更理解中国的感受吧？
王逸舟：我到赞比亚参加学术会议，当地学者的看法和国内大相径庭，中国一些企业主在非洲的行为令人震惊，他们很有钱，嗓门太粗，比日本、欧洲人还大手笔，缺乏社会责任感，挖了矿就走，不顾当地持续发展。我说中国为非洲捐助了很多工程，派出许多志愿者，这怎么不提呢？只有一个在中国留学过的学者说知道这些事，但过去中国穷，帮助不多，他们也很感动，现在中国有钱了，大家的期望值也提升了，总觉得中国太精明。
光会干活也不行
北京晨报：为什么产生这么大误解？
王逸舟：一方面，过去我们干得多说得少，甚至只做不说，很少下先手棋。中国人担任国际公务员的数量，低于印度、墨西哥、巴西、巴基斯坦等国，我们的维和部队出去，埋头干活、修路，外国记者来采访，咱们战士英语又不行，而国外部队天天接受采访，好像活儿全是他们干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忽略了价值方面的实力提升，在东南亚，成片的原始森林上都被贴上了中国公司的标签，人家自然会觉得你是经济怪兽。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改变这个误会？
王逸舟：关键是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在今天，有多少国际条约、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国际组织打上了中国标签呢？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举冲击全球市场，可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和平队”，教落后地区人们英语、数学、种植技术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也有个“到非洲去”的青年志愿者项目，大学生报名很踊跃，可获准的很少，因为资金支持不够，相关部门只考虑商业计算，没从战略角度去看问题。
用智慧展现软实力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应更多依靠软实力？
王逸舟：硬实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掌握硬实力同时，也要打好软实力这张牌，我们应学会微笑，主动提出倡议，让别人看到中国发展不是威胁。我在书中写到了苏丹模式，我认为是“创造性介入外交”的成功案例。苏丹因出现种族冲突，曾是国际社会的弃儿，各方都在回避。而我们派出特使从中斡旋，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成了北非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建立了全非洲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苏丹人因此对中国怀有感激之情，很多非洲国家都与中国接洽，希望引入苏丹模式。
北京晨报：“创造性介入外交”指的是什么？
王逸舟：就是在继承邓小平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更多地推动国际合作。实践“创造性介入外交”，需要我们的外交官拿出智慧来，2008年奥运会前，火炬传递在国外遭遇了拦截，面对国外媒体的误解，驻英大使傅莹在说明、交涉之外，创造性地在《泰晤士报》上公开发表了她和女儿的私人通信，女儿说知道消息后，她委屈地哭了，傅大使用母亲的语言安慰了她。文章传达了普通中国人对此事件的感受，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外媒体因此而开始反思。
姚明应是未来中国的象征
北京晨报：强大而有亲和力，可怎样协调两者之间的反差呢？
王逸舟：我个人非常欣赏姚明，他展现出新巨人的形象，首先，高大而硬朗，第二，温和而阳光。美职篮的总裁说姚明是最伟大的运动员，因为他场上场下都为青年人树立了好的榜样。中国崛起应该像姚明那样，是东方智慧与全球文明的有机结合，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霸气十足。我的一个朋友是菲律宾的教授，他认为姚明最能代表未来亚洲的形象，他提起一件往事，姚明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记者问他对当下中国感受如何，他很快回答说一喜一忧，喜的是中国在迅速发展，忧的是感受不到信仰的力量。那个菲律宾朋友说，即使是大学教授，也无法回答得像姚明这么好。对姚明的赞赏，其实也是别人对中国未来形象的一种期望，作为一个巨人，有恻隐之心，愿意帮助周边国家，带动全世界的进步，用智慧来促进彼此的和谐。
做好自己最重要
北京晨报：但如何让明天的中国能像姚明做得那样好呢？
王逸舟：我的下一本书叫《中国外交的国内基础》，外交好坏，不完全决定于外交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体制。关键是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什么我们的外交官不善于和NGO(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因为国内官方对民间的沟通也存有机制缺陷。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失败，都不是外交的失败，作为大国，是很难被外部势力所掀翻的，最大的危机来自内部，内部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外交发展的余地。对此，我们应有更多反省，如果权力垄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发展就会任重道远。
北京晨报：作为普通国民，应如何参与到“创造性介入外交”之中呢？
王逸舟：越来越多的国人正走出国门，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出国游客将达1.2亿人，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出发地。让别人接受我们，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要辩护，而是要做好自己，如果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是可亲近、可理解的人，结果就会不同。前面提到的傅莹大使，她在面对外国媒体时，不讳言中国的缺陷，所以大家觉得她诚实、有自知之明。当然，也应看到，国家形象不是个人努力就可以改变的，一定要改革体制，通过复杂的设计，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普通人才是真正的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的形象应该生动感人，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像“最美母亲”、“掏粪哥”这样的普通人才是真正的国家形象，而这样的国民才会受到世界的欢迎。
人人谈外交很正常
北京晨报：您这本书面向怎样的读者群？
王逸舟：我过去写书都面向专业人士，很厚，比较理论化，这本书都是鲜活生动的故事，也不长，希望所有人都能看，不论是官员、记者还是普通读者乃至外交官，希望大家都能读。书中写的都是正面的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外交官善于发挥想像力，主动打破不合理的制度、规章的束缚，打开了新局面。
北京晨报：今天许多网民关注外交话题，但不够专业，经常会有一些暴戾的观点，这是否会对政策产生挟持效应？
王逸舟：这要两面看，一方面，老百姓越来越关心外交，批评外交，这是开放与进步的表现，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媒体工具也越来越发达，大家过问与质疑外交，不舒心时要批评，说明国际意识提升了，这不是消极的坏，也不能看成是民意挟持决策。在今天，越是城市人、青年人和有文化的人，越会关注外交话题，而信息化程度低的地方，大家对此就没有兴趣。总之，关注是开始，正确解释是下一阶段的事。另一方面，对民意也不能捧杀，民意也未必都对。
国民素质应与时俱进
北京晨报：但不少声音确实过于暴戾和反智，您怎么看？
王逸舟：从关心外交到了解外交，要经过一个自我改进、自我学习的过程。我们存在着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比如信息透明度不够，一些情况应更及时地面向公众报道。应该看到，中国国民素质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都处在粗放阶段，更多依靠数量、规模和速度，而不是依靠品质、科技能力和创新度。许多中国游客出去了，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不尊重当事国习惯，对文化的兴趣远低于到商场购物，体现出暴发户的心态。国际关系的根本在如何共处，任何协议都是妥协的产物，不能只想着100%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原则问题不动摇的前提下，要考虑让别人也能过下去、有面子。外交就是保证和平、互利和可持续，而不是赢家通吃。我们刚刚走出去，但这不能成为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理由。我觉得姚明最好的一点就是有学习能力，不断反省自己，不断改进，主动告诫自己要跟上时代的进步。
国家形象应生动感人
北京晨报：作为个体，该怎样自我提升？
王逸舟：关键是要成为公民，有独立的个人意识，能够自律。此外，在国民心态的塑造方面，国家与政府要承担责任。我们在纽约搞了国家形象片，展示的都是最高、最快和最强，但这些是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这种展示会让国民也失去平常心，只想压倒别人。一个国家的形象应该生动感人，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像“最美母亲”、“掏粪哥”这样的普通人才是真正的国家形象，而这样的国民才会受到世界的欢迎。学习很重要，但学习不只是底下人的事，不只是老百姓的事，领导更需要学习。
北京晨报：我们不是也搞了很多孔子学院吗？
王逸舟：在举国体制下，许多事看上去宏大、有钱，但细节不够，中国文化就是功夫、茶道和汉语吗？用国家的力量，不遗余力推广浅表文化，中国文化真正博大精深的东西，却没讲出来。费孝通先生80多岁时说过“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非常认同和钦佩，自美其美，是说要欣赏自己，对自己的文化、存在、根性有信心，美人之美，是说要欣赏别人之美，理解和尊重别人，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我认为，最难做到的就是开头这两句。
文化要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头两句为什么难做到？
王逸舟：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忽视别人的感受。我们喜欢搞盛会，搞得有点像朝贡体系，应适可而止。在今天，软实力应发展，文化应发声，靠强力推动，不如润物细无声。一位语言学家和我说，今天咱们电视片中语言太粗鄙，我们的古人对语言是非常讲究的，有很多敬语，今天敬语却成了日本文化的拳头产品，非常发达，可我们的呢？我去台湾，感觉那里人说话太客套，没大陆人这么直白，可时间长了就明白了，他们传统自然地延续了下来，大陆却没保护好。
北京晨报：大陆的传统文化为何没保护好？
王逸舟：与西方文明的冲击有关，形成了暴烈、强悍和造反派的心态，加上曾经文化古国的屈辱，一旦强大了，便“人一阔，脸就变”，忘掉了如何做人，如何去做一个有风范的大国。一个大国应该可敬可亲，不能可畏而不可亲。
“差不多”文化靠制度涤荡
北京晨报：不能融入世界，是不是也与传统文化自身的弊端相关？
王逸舟：有关系。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在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差不多”文化，而古希腊文明以精密、科学为基础。在人的交往方式上，我们的线条也粗一些，但文化并非完全主导。台湾也有“差不多”文化，可在细节上，在产品质量上，在学问态度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优点。很多问题既要看到国民性的作用，也要看到政府转型的作用。
北京晨报：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习惯中，往往偏重立场，缺乏解决方案意识，忽视技术解决。
王逸舟：在现代外交中，这是行不通的，今天外交不能只讲大战略，需要以具体平台为切入的路径。国际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许多问题是可以计量的，减排有具体指标，贸易有清单，军控有预案，这些无法再用“差不多”去应对，需要我们认认真真学习。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我们还是新手，只有先学习规则，才能驾驭规则，如果设定对方如何，抱定抗拒心态，就很难打开局面。总之，要借助国际上可以借助的语言、方式，以大家能预期、想象、接受的方式来沟通，而不是突兀和不可理喻的方式，这样才能避免误判。
打铁还需自身硬
北京晨报：您这本书刚刚出版，下一本书的选题就确定了，为什么这么急？
王逸舟：现实的情况是，国内的情况正严重地制约我们的国际形象，发展不均衡、内部差距、腐败，此外还有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同步等等。所以，一方面要靠外交人努力，推动“创造性介入外交”，另一方面要继续改革，解决自身的隐患与矛盾，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首先要解决内部存在的问题与麻烦。
北京晨报：可怎么解决呢？
王逸舟：我是外交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在国际舞台上，至于国内究竟该怎么改，下一步怎么办，也许政治学者能给出更好的答案，我只是有这样的直觉而已，即：国内发展不足，会约束外部的很多作为，会影响国际形象。我的孩子也常问我类似的问题，但我和大家想得差不多，讲不出深度来。
对未来51%乐观
北京晨报：您曾多次表示，对未来51%的乐观，为什么？
王逸舟：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51%不是精确计算出的数字，只是表示我对未来乐观的成分略大于悲观。改革30多年来，危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我们一直在往前走。今天，我们已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更多关注人的价值与尊严、幸福感、公正、进步、均衡等问题，在多元化时代，不能完全指望领导人，要依靠公民。所谓公民，就不是臣民，一是对政治是非、权力运用有自己的看法，不论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能施加影响，二是经济上有实力，在物权被粉碎的时代，人们的政治意识其实是乌托邦，并非自我判断，今天中国社会进步了，青年一代心里有数，不简单盲从，关注隐私权、环保等，这是一个坚实的基础。
北京晨报：但很多人对80后表示失望，您怎么看？
王逸舟：他们比我们更有希望，如果有一个向上的体制，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我出生在医生家庭，从小父母要求讲礼貌，可在“文革”时，大家都努力使自己粗鄙化，看到右派老师，如果不吐痰、扔石子，自己都觉得自己软弱，在当时，努力变得更野蛮成为风尚，敢打人的是英雄，有女孩追，而看书、搞发明，被认为是窝囊。现在的年轻人得到父母更多呵护，对弱势群体、不公平更敏感，不像我们，曾主动把自己变得皮糙肉厚、心灵麻木。当然，80后一代的发展，还要靠文化培育，不能纯自然主义。
不必留恋80年代
北京晨报：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很难忘掉它，它将一去不返了吗？
王逸舟：它的朝气与进取，确实让人怀念，我1977年上大学，班里不少同学4年没看过一场电影，大家说起这个，都为自己看过电影而觉得羞愧。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闪光点，上世纪80年代人们被压抑太久，猛烈迸发出来，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我儿子说我很幸福，赶上了这个时代，只要努力，就能看到希望，我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角度，乔布斯生在富裕的美国，不一样与众不同？
北京晨报：在离您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采访过加藤嘉一，一个不会中文的日本年轻人进了北大，以后成了中文专栏作家，他的勤奋、自立与平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总觉得，今天中国年轻人与对手差距依然巨大，您怎么看？
王逸舟：我儿子也是北大毕业，前一段去柬埔寨旅游，被韩国和西方志愿者所震撼。他们许多人并不富裕，借钱来帮助那里的孩子，无怨无悔，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志愿者只想镀镀金，去了外面，就像小鸡一样，总想躲在母鸡的羽翼下，经不起风雨，不能全身心投入。但看到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差距，有了羞耻感，这就是进步和希望，假以时日，他们会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