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六七年间，武汉报业为官方把持，《湖北商务报》、《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蚕学月报》、《湖北农会报》、《湖北官报》、《湖北教育官报》等多种报刊均为官办。但1905年以后，民间办报在武汉日益流行。自1905年至1911年，民办报刊达40多家，主要有《大声日报》、《不缠足会画报》、《汉口中西报》、《公论报》、《工商日报》、《汉江日报》、《新汉报》、《交通报》、《现世报》、《鄂报》、《五洲日报》、《通俗新报》、《江汉日报》、《湖北日报》、《艺林报》、《湖北女学日报》、《大陆报》、《华报》、《通俗白话报》、《汉口商务报》、《扬子江白话报》、《军国日报》、《趣报》、《大江白话报》、《雄风报》、《繁华报》、《大江报》、《夏报》、《政学日报》、《武昌白话新报》、《新鄂报》等，且多数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如《通俗白话报》由日知会员充任主笔；《商务报》初由革命党人编撰，继而成为群治学社机关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则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机关报；《湖北日报》、《雄风报》为共进会所控制。这些报纸都敢于鼓吹革命反清，抨击君主立宪。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承认“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之间，各种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举其知名者有《国民新报》、《共和报》、《震旦民报》、《民国日报》、《新闻报》、《大汉报》、《武昌公报》、《群报》等。但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在袁世凯当国之后，武汉的革命报纸多被封禁，留存下来的不过3家而已。
综观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报业的发展情形，对革命影响最大的大致是以下五家。
1.《大江报》。1911年1月3日创刊，原名《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集资接办后更名为《大江报》。《大江报》的编辑人员基本上是《商务报》的原班人马，詹大悲任经理，何海鸣、宛思演、梅宝玑、查光佛等任编辑。黄侃、温楚衍、居正、田桐、蒋翊武、凌大同等革命党人经常为报纸撰稿。《大江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扬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政府罪恶政府为宗旨”，鼓吹革命，抨击时政，遇事敢言，在新军中影响较大。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所撰《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批判立宪派“伏阙上书”的改良举动和清政府出卖主权的卑劣行为。同月26日又发表黄侃所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大江报》的大胆革命言论，引起当局大骇。鄂督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为名，饬令江汉关道率兵于8月1日晚9时查封报馆，宣布“永禁发行”，经理詹大悲、主笔何海鸣被逮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大江报》在何海鸣主持下，于1912年6月10日在汉口后花楼街复刊。该报以其一贯的战斗作风，遇事敢言，反对袁世凯称帝。当年8月8日，黎元洪以《大江报》刊发江亢虎(社会党首领)鼓吹社会主义的文章并著社论荐介，下令查封报馆，严禁发行。
2.《商务日报》。其前身是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的《商务报》，革命党人何海鸣、刘蛰庵等参与社事。该报佯称以“沟通商务”为宗旨，实则为革命作鼓吹。日出一小张，旋因资金匮乏，陷于停顿。次年2月，由“日知会”会员宛思演接办。宛思演、邢伯谦分任正副经理，詹大悲、何海鸣主编，日出两大张。“言论激烈，抨击无所顾忌”。社内同志多为革命党人，成为群治学社言论机关和秘密联络点，“凡联络党人，秘密集会及储藏炸弹手枪，皆在此”。《商务日报》对革命运动影响甚大，享有“革命先锋”之美誉。
3.《楚报》。创刊于1905年，是武汉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由汉上富商、买办刘歆生出面主办，吴趼人主笔，在香港注册立案。报馆职员多为日知会会员，倾向革命，“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持论颇激昂”。在吴趼人辞职后，革命党人张汉杰受英人估尼干氏之聘任主笔，是年张之洞为修筑川粤铁路，与外人签订借款条约，尚未签字，密约全文为《楚报》冯特民探得，将全文登载，并加按语，说张之洞“不应有这丧权辱国行为”。触怒当道，报馆被封，主笔张汉杰被判10年监禁，冯特民被通缉，逃往上海。汉口新闻界遭迫害，这是第一宗。
4.《大汉报》。创刊于1911年10月15日，由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该报是武昌起义后创办的全国首份革命报纸，人称“民国之第一张报纸”。创刊号一印再印，重版六七次，销行两万余份，创汉上日报销数之最高纪录。在清军攻陷汉阳后，武昌城内人心浮动，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为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大汉报》一天内发6次号外，杜撰和报道一些外省战胜清军、援兵立至的消息，创下一张报纸在同日发行号外最多的纪录。
5.《中华民国公报》。创刊于1911年10月16日，由湖北军政府主办，社长先后为张樾、牟鸿勋、蔡良村等。馆内人员多为两湖师范学堂学生和共进会员。开办经费600两和每月津贴5000元由军政府拨付，初时出版不定期。所印报纸全部免费赠阅，分送军政府各部门、各独立省份、各府县学校及劝学所，另以200份张贴街市。报馆门首张贴张祝南所拟对联，十分引人注目。上联为“与民公好恶”，下联为“为国报平安”，横批为“光复中华”。简明扼要地揭示该报宗旨，又天衣无缝地将“中华民国公报”六字嵌镶其中。1912年初，《中华民国公报》变身为拥护黎元洪的政治组织“民社”的报纸。与文学社、共进会等政治团体主办的《民心报》、《震旦民报》等不断进行笔战。同年5月，转为共和党的机关报。1913年停刊。
辛亥革命时期，由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所控制、主办的报刊，其数量之多，武汉居于前列，为大多数省市所不及。孙中山后来总结说：中国推倒清廷，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