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榜理由：现代舞作品《幻扇》获第四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中华最佳编导奖”，古典舞作品《梦随翎翅飞苍茫》获全国桃李杯编创三等奖；任上海建党90周年献礼作品舞蹈诗《红》编导，曾编导舞剧《桔子红了》。

    问答董杰

    问：过去最高兴的事？

    答：在大学里认识了我的老师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

    问：未来最想做的事？

    答：让爱舞蹈的人有一方跳舞的舞台。

    问：舞蹈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

    答：和朋友在一起，一起旅行，一起聊天，一起分享快乐，一起分担痛苦。

    问：最享受的事？

    答：我的作品能让舞者过瘾、让观众有感触。

    问：从艺路上最希望得到的帮助？

    答：成立一个让上海观众感到惊喜的现代舞团。

   明明灭灭的舞台灯光下，男孩女孩们穿着斑斓的彩衣跳舞、牵手、拥抱，肢体亲密接触，但彼此总是隔阂，他们脸上带着看不出表情的白色面具，如挣脱不掉的符咒。直到某一刻，灯光突然大亮，舞者的面具落下，似乎一瞬间所有的伪装都消失，留下诚实的自我。

   这是董杰编舞的作品里不太被提起的一支小品，我却难忘面具脱落的瞬间，一个很诚实也很直接的瞬间——这个心智长时间驻留在青春期的大男孩，敏感，善感，不太擅长用言语表达丰富多情的内心，更迟钝地学不会世俗人际之间的长袖善舞，唯独舞蹈成了他的拯救之光，唯独舞蹈能让他卸下自我保护的重重伪装，就像摘下那张看不出表情的白色面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坐在咖啡馆角落的位置里，躲在烟雾里掩饰他的不安，后来他放松下来，告诉我说：“你知道嘛，其实每次演出结束灯光亮起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又要面对人群了。我喜欢舞台、喜欢跳舞，因为那时候我看不到任何人，只有在舞蹈里我感觉是安全的。”

   其实与舞蹈有关的记忆并不美好。小时候，学舞意味着老师凶悍的巴掌，他的芭蕾老师是个白俄汉子，要求严苛，动作做得不好，是要打的，一巴掌能把十二三岁的男孩扇倒在地。长大后，跳舞意味着在芭蕾舞团里不甚快乐的几年，学不来人际玲珑，与舞团生活有关的回忆就像家乡乌鲁木齐漫长冰冷的冬天。有那么多的委屈却倔强地不肯放弃，因为他知道心底总有不安的声音在嚣叫，只有跳舞能宣泄他所有说不出的秘密，若干年后，他看到皮娜·鲍什编舞的作品，看到录影带上的皮娜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那一刻，他几乎泪流满面。

   20岁那年，他明白一个边远省份的芭蕾舞团不会是他的归宿，收拾了行囊去北京考学，当他坐到现代舞编舞前辈王玫的课堂里时，甚至不知道现代舞是什么。入学那年，全班去看香港现代舞团在北京的演出，他瞠目结舌，第一次意识到舞可以这样跳。同班那些在大城市里长大的世家子弟对他嗤之以鼻，在他们眼里，他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外省小子。一年后的学年考试，他敢抛下陈规，在书桌上跳舞。被他大胆、真诚的编排打动，就是从那时起，王玫注意到这个从零开始的学生，他比同班任何学生更努力也更热切，或者，是他身体里强烈的倾诉欲打动了她。几年后，那一班毕业，他是她最满意的学生；他视她为不能取代的启蒙者：“她不讲怎样跳舞，她只讲为什么而跳。跳舞，是因为爱；懂得了爱，才懂得了舞蹈。”

   渴望爱，成了董杰在编舞中坚守的姿态。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他的编舞舍弃了大命题，执著于小素材，但在他的作品里，他对感情和人性的体验，带着一种类似异教徒色彩的清醒与沉醉。2004年排《桔子红了》，他还是小心翼翼的试探者，仍然执著于身体动作的美丽梦幻，唯美成就了这部作品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它。5年后《红灯记》的编排，他已经不惮于对舞蹈动作的“破坏”，不再强求动作技巧和身体的线条美，让舞者的身体在抗拒了廉价的梦幻感后抵达更深沉的诗的境界。从《桔子红了》到《红灯记》，董杰在这些舞蹈里发出的声音是不变的，他是用身体在谈论爱情，谈论爱情里的渴望和孤独、受难和恐怖，谈论在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的被剥夺和被压抑。他的编舞首先是关于恐惧，那是一种暴露在伴侣面前毫无防卫能力的恐惧，恐惧是因为渴望被爱，爱是对抗恐惧的唯一和全部。

   “我不在乎别的，只要很多很多的爱。”说这话时，董杰笑得像一个不解世俗的孩子。他真的是孩子心性，会因为学生不用功，就和比他小十几岁的孩子较真吵架，吵到让其他学生来劝；也会因为学生在课上给他放他最喜欢的JamesBlunt一曲《Youarebeautiful》，就转怒为喜，不再计较他们的功课不够好；学生走了一茬再来一茬，他们叫他“帮主”，叫他“老大”，从来不叫他“董老师”。这么多年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漂泊的异乡客，学生和舞蹈是他的全部财富。

   夏天的时候，董杰在电影院看了《皮娜》，看到皮娜在镜头前说出“跳舞是为了对抗恐惧”的那一刻，他有落泪的冲动，他说，那也是自己的心声。离开了舞蹈的庇护，他不知道还能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