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从世界视角内来看，美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在承认多元文化现实基础上，探索不同的路径整合建构某种统一的美利坚文化。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大熔炉（MeltingPot）政策，70年代承认文化沙拉碗（SaladBowl）的现实，到90年代将美国的文化建构过程和结果视为“织锦”（tapestry）。另一方面，强调文明冲突，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到质疑多元文化族裔在建构美利坚文化中的作用，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下将美国文化再次回归到欧洲传统，乃至直接认同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由此我们看到，多元文化大杂居、小聚居的文化现实制造出来的文明冲突论，某种统一的美利坚文化和美国性的打造贯穿了整个20世纪迄今的美国文化发展过程。
从“大熔炉”到“沙拉碗”
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性无须多言，作为美国铭语的拉丁文“Epluribus unum”的英文意思是“one outof many”，或者也有翻译为“out ofmany，one”，汉语意思是“合众为一”。美国文化多元性特征的现实性体现在，历史上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自觉地认同北美的英语文化，其第二代移民已经从经济、语言和政治上成功地转化为美国公民，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所谓“美国梦”或者“美国信念”的强大影响力，这已初步表现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某种统一“美国文化”的文化认同行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建构过程。
但这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103个民族集团和173个土著民的单位，加起来有200多个民族单位，美国已不是“民族大熔炉”，而似乎变成了“民族博物馆”。来自几大洲、几大洋的移民人群，几代人还依然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从所谓“主流文化”的概念出发考虑对这些人群的接纳或者拒绝问题时，1976年，穆瑞提出，“‘文化熔炉’（culturalmelting pot）的概念似乎不适用于他们”，美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 “沙拉碗”。
这样一个定义主要是针对以前的“大熔炉”政策提出来的，综合学者的概括，意指美国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联合在一起，像一个大的沙拉碗，不同文化各自保持特色，根本没有合并融合为某种单一均质的文化。加拿大一般用“马赛克”（Mosaic）来概括其多元文化特征。随着美国多元文化现实状况的加剧，“沙拉碗”的文化比喻越来越被接受，甚至还具有了某种“政治上正确”的色彩，进而取代“文化熔炉”政策和文化寓言进入了公共表述领域。
文化多元化现实和文明冲突论的纠结
很多时候，“沙拉碗”这个中性的比喻似乎无法掩盖美国精英阶层另外的担忧。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不断增加的多元族裔，尤其是非白人族裔的移民在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乃至最终将改变美国的文化结构、文化认同。
二战以后，大批新移民进入美国，使美国白人人口比例下降了。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拉美裔人口，而且有相对的集中地。亨廷顿认为，今天美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苏联崩溃前的俄罗斯人口与非俄罗斯人口比例十分相似，苏联的崩溃，民族人口因素起了一定作用。于是美国一些学者，像亨廷顿，惊慌起来了。
美国种族比例的变化和非白人人口的增长，除了引发某种文化结构的担忧外，甚至复苏了白人种族主义，乃至出现了排斥其他种族和民族的行为和政策。2010年4月，美国亚利桑纳州州长简·布雷维尔不顾奥巴马总统的批评和民众抗议，正式签署了针对非法移民的新法案，即“反非法移民法”。这项备受争议的法案是迄今全美最严厉的反非法移民法律。亚利桑纳州的法案引发了美国多个州的游行抗议，成为激发美国文化发展政策转向的导火索，学者约瑟夫·奈甚至提出，难道美国要“闭关锁国”了？
亨廷顿式的“怀疑”和白人种族主义一起，将穆瑞所倡导的“文化自觉”转化，从“自觉”到多元文化的现实，转为“自觉”到白人文化认同，继而找到一个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新教精神作为“美国主义”的新内涵，试图将这个精神推送、包装成能够调和美国多元文化的某种核心，类似“沙拉酱”的东西。这似乎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是和美国社会文化现实特点背道而驰的一种文化自觉。
理性地分析亨廷顿的言辞，我们发现，看似振振有词的白人危机论下的“种族主义”在亨廷顿那里却是巧妙地栖身于二战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而且，无视美国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生拉硬扯地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新教精神拔高到美国文化核心的地位，将来自欧洲的白人指认为美国的核心民族。此外，亨廷顿的一系列著述从形式上效仿了德国思想家的民族意识建构战略，从实质上则通过批判文化的批判性和建构性，从思想上试图再次回归到18世纪以前英国和法国在殖民主义时期建构的“文明—野蛮”的世界二分法——只不过在野蛮世界的对面，将英国和法国换成了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代表和领军。
突破文明冲突论 理性回归“织锦”的美国文化特征
相对于亨廷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在美国的文化研究群体中，还有一批理性、学理、客观看待美国文化现实，实施美国文化建构的学者群体。
1998年，娣根（Deegan M.J）首次在她的著作中用“织锦”（tapestry）来比喻美国文化特征，尤其是将“织锦”与“仪式”结合起来谈：“仪式创造了一个文化体验、文化象征和文化价值的社区展示舞台。这些仪式能够衍生、改变、破坏和保有意义，在美国，不同仪式可以同步且快捷地介入这几个过程。从这些复杂、动态的生命织物中，锻造出一种织锦——带有可辨识且意义丰富的形象和象征的织锦。”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WendyLeeds-Hurwitz认为“织锦”的比喻是一个折中方案。这个有关“织锦”的比喻明确地朝向对多元主义的积极肯定。而“织锦”比喻中，尽管也是由个性化的丝线编织而成，但织锦则是在将个性化的丝线有机并置并视为在一个崭新的整体过程中展现某种“期望中的形象”（intendedimage）。
研究者看到，“织锦”的文化寓言更强调了美国境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巧妙地将文化个体的个性范围从“沙拉碗”的过于独立性进行收缩，收编为一条丝线，作为编织美国这一宏大文化“织锦”能够运用得上、贯穿其中而又仅仅保留着“织锦”所需要的某种特定颜色，并在“织锦”必要的时点上有效地织入锦缎。
这样，五彩斑斓的织锦从形式上依然保留着多元文化背景的个体和族裔汇入美国的多元文化色彩，但这个织锦不再是随机性的五色杂陈，而是通过“文化设计”或者个体自觉，有机、主动、灵活地融入到织锦的过程，从而在织锦上立体成像，千丝万缕，多元色彩，多重色调地凸显形成某种统一主体性的美利坚文化理想形象。这或许才是当下美国文化自觉和文化发展的主流特点和方向。
姜飞（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