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谦谦君子在流浪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哈金在大洋那一端，像个冷静的观察者。他用美国的字句描述中国的血肉。他渴望回归母语世界，但故乡对他却态度暧昧。写作对于他，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还乡
哈金一点都不“酷”。
他其实有资格摆出一副“拽”样子：从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沉默之间》开始，哈金共撰写了6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诗集。长篇《等待》在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描写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的小说《战争垃圾》在2004年获得第25届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另外，他的作品还两度入围普利策小说奖。更何况，他人到中年才开始用非母语的英文写作。
但是，他就是不酷。平时已经习惯讲英文的哈金，一张口说汉语就抖不掉出卖身份的东北腔。他谦和得让人无法怀疑他的真诚和低调。女作家虹影曾评价他说：“哈金是个很谦虚的人，是一位真正的谦谦君子。”
实际上，中文世界并不了解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他不曾回过故土，更从未用中文写作原创作品。他不仅与中国远隔重洋，也隔着一堵厚墙。2002年，他的获奖小说《等待》在大陆出版，成为第一部引进大陆的哈金作品。时隔9年，他的另一部小说《南京安魂曲》进入内地。
一切都异常顺利，“这可能和小说的题材有关吧。”哈金说。
残忍的冷静
作为哈金的最新作品，《南京安魂曲》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背景，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金陵女子学院开设难民营、抵抗日军暴行、保护上万妇女和儿童的故事。
但是，这句话并不能概况作品的全部。大屠杀的血腥与残暴像黑白胶片一样默默叙述着，而大历史中人物的人情冷暖、命运多舛才真正惊心动魄。女主角魏特琳是一位坚定的女子，无畏、无私地救助了无数难民，但在滔天暴行面前却也屡屡无助、无奈；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学校和难民，却也不能逃脱遭到忌恨、诽谤的命运，最终在抑郁中自杀身亡。
近300页的叙述，安静且残忍。
哈金从2007年开始构思这部长篇。此前，他参加过多次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和研讨会，从中听到一些令他感动却鲜为人知的故事，后来他偶然读到了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南京的事迹，认定可以以她的故事为主轴展开这次写作。
“南京大屠杀是如此宏大的事件，我需要从一个小的角度切入。用一个美国人作为主人公，这个故事就可以有一个国际的视角。当然，这样也可以用近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会比较客观。”哈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魏特林的故事很感人，但并不像德国人拉贝那样为众人熟知，原因是魏特琳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不合乎基督教教义，因而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她。”哈金解释。
2008年，哈金开始动笔，写完后又先后修改了40多遍。最初，小说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在修改到第32遍的时候，他发现“做不动了”。因为在大屠杀之后那两年半，魏特琳的故事已经不够戏剧性，以第三人称叙事显得非常散乱。经过痛苦的思索，哈金决定改用魏特琳的助手高安玲作为叙述者。哈金对该书编辑说：“你再给我两年时间吧。”
还好，从第32遍修改到最后成稿，最终只用了4个月。
对于大屠杀的血腥与残暴，作者的描述只是点到为止，毫无渲染；犹如纪录片中的远景，令你看到事件的存在，却让你放过不忍目睹的细节。
“我在大学里是教小说写作的，契诃夫有个理论，就是写小说的时候，越是感情特别强烈的地方，身为作者越要把感情压制下去，要冷，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感人。”哈金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我确实是故意这么做的。”
冷静只是读者最终见到的面貌。哈金查找资料的过程却是将内心塞入一条黑暗而漫长的隧道。在那段浸润于血腥史料的日子里，哈金难以自拔地陷入低沉和沮丧之中。“尽管书已经写完了，但现在只要有人提起，还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那些细节已经融到心里去了，它们也许会一直呆在我心里。”他说。
“残疾英语”
“精简干练”“平实而睿智”，这是西方评论家对于哈金写作风格的评价，他们还乐于把哈金的语言风格与海明威相提并论。作为一位二十岁之前对英语“目不识丁”的作家而言，哈金不可能把英语作品写得繁花似锦。于是，诚实本分地写下一个个文字意外成就了一种风格。
1956年出生在辽宁一个偏远小镇里的哈金原本与英文世界毫无关系。14岁的时候，他隐瞒年龄报名从军。退伍后，到佳木斯市当了三年铁路话务员。1977年恢复高考，21岁的哈金赶了这趟头班车，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
“在报考志愿的时候，我第一专业填的是中国文学，第二是哲学，第三是世界史，第四是古典文献，填到后面都觉得没什么可填的了，所以第五专业就随便填了个英语。可后来人家录取了，你就得去啊。”哈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高考中，哈金的英语考了62分。
刚开始没把语言学习当一回事，有一搭没一搭的，直到大三去听中文系讲的美国文学课，哈金才开始在学英语上下了点工夫。本科毕业，他又考到山东大学攻读美国文学研究生。彼时，改革开放掀起外语热潮，外语人才开始吃香。“不过，我一点儿都没沾上光，就是在学校里埋头读书。”他说。
1985年，哈金硕士毕业，正好有一个“公派自费”的留学机会，他拿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布兰代斯大学的奖学金，远赴大洋彼岸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转年年底，哈金开始用英文写点诗歌，但总是三心二意的，并不认真，总想着迟早回国去。
1989年接近毕业的时候，他的人生意外地发生了改变。“当时就开始想，可能回不去了。”
拿到博士学位的哈金到处去找工作，但屡屡碰壁，期间他在餐馆里端盘子，生存压力每天犹如大石在胸。1990年，有个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诗集《沉默之间》，并获得不错的评价。但即便如此，英文写作当时还并未成为他择业的一个选项。
1992年，他去亚特兰大的爱默里大学应聘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教诗歌写作，居然幸运地成功了。“我自己很吃惊，大家也都很吃惊。当时申请这个职位的有240多人，有的已经出了六本书，可能是因为我有博士学位，比其他应聘者学位高，也出了一本诗集，还有名师推荐。总之就是很幸运，没说什么错话。”哈金说。
但如何保住这个职位又是个问题。哈金从未学过诗歌写作，更奢谈要教这门课。此外，学校规定头七年必须要出书，才能提成副教授，拿到终身教职，否则就得走人。
“真难啊！”谈到这段经历，哈金依然满腹感慨。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以英文写作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1996年，哈金先后发表了诗集《面对阴影》和短篇小说集《词海》，后者获得海明威文学奖。其后，他大约一年一本书，并获得一个个重要文学奖项逐步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上的稳固地位。
哈金的作品多数取材于1985年以前的中国，或是当今的美国华人社会。但他的写作技巧与谋篇布局又完全是西方式的。哈佛教授王德威曾评价说，“哈金从来没有写一个小说是为了贩卖东方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尽管他的作品里有反思与批判，但如果认真研读，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刻意通过严厉批评中国政治以在西方立足。
1999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哈金成为历史上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华人。当媒体记者探访哈金曾经打过工的餐馆，餐馆老板得知他获奖的消息，几乎是“大跌眼镜”，不敢相信这个12年前在店里端盘子、英语讲得磕磕巴巴的中国人，居然能用英文写书还拿到了美国最顶级的文学奖。
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哈金却从来不鼓励文学青年效仿他的写作之路。有人请教，他就直截了当地泼人家一头冷水：“不要尝试走这条路。”直到现在，哈金仍然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走上这条道路，完全是“被逼无奈”。
他感到更多的是非母语写作的痛苦与煎熬，“就好像是用残疾的英语来写作。”
无法抵达的故乡
2004年，哈金给北京大学递交了简历和求职申请。
那些年，回国的念想此起彼伏。当时，他听朋友说北大英语系一位教英语诗歌的老师离职了，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职位。“结果是石沉大海。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北大接到我的申请了，一位副校长还向别人打听我的情况，但我什么回复都没有收到。还有人说我可以申请长江学者，但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哈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告别故土已经25年，1997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来华签证总是个问题。种种复杂的原因，能说的和不能说的，最终都被哈金笑着归结为“运气不太好”。最近母亲病重，他归心似箭。不过，机缘只能等待。
他的许多作品也在等待，就像他十多年前写的小说的名字一样，一语成谶。《等待》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军医受父母之命娶了没有文化的妻子，一直分居两地。军医想离婚而不成，只能根据军队规定，分居满18年婚姻可自动解除。他最终等到了离婚之日，而18年已然蹉跎。
香港导演陈可辛10年前和哈金谈好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但10年过去，这个剧本仍在等待审查。
至于用母语写作的想法，因为回不了中国而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有些东西只有用中文写才有意义，但真正要写，必须在中国生活至少两三年，而动笔至少还得五六年，期间不能被打断。这样一来，基本上下半辈子的全部时间都要用上去了，所以我真不敢下这种决心，各方面条件都不允许。”他诚实地说。
对于用中文写作的先决条件，除了“能在中国来去自由”以外，哈金的另一个条件是，“得等到家人都不再需要我(养家)”。他的夫人卞丽莎当年从中国随他赴美国留学，如今两人育有一个儿子，正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攻读历史专业博士。
事实上，哈金写作生涯中的许多抉择都与家人有关。他当初下定决心用英文写作，据说也是因为夫人说了一句话：“你如果用中文写作，两头都不到岸。”
而在2001年，哈金离开南方的埃默里大学到北部的波士顿大学任教，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儿子到北边上学。前几年，耶鲁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复信同意后又婉拒了。“耶鲁的英文系是全美最好的，我个人是有虚荣心，很想去，但太太儿子死活不让我去。他们说，‘你去那儿名声好挣钱也多，但工作量太大了，没时间写作，还不如留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如今，哈金安静伫守于波士顿，一边教学一边写作，日子四平八稳。“我每天至少都会写一点点。要强迫自己写，特别是在做长篇的时候，不能让它冷下来。就像做饭一样，撤了火就完了，这个火不能断，总得烧，一烧得烧好几年。”
刚刚结束《南京安魂曲》，他已经开始动笔撰写下一个长篇。这本小说仍然以他在美国的经验为素材，主人公是美国华人。预计会在两年后完成。
至于能否引进大陆。“很难说，可能还是不太容易。”哈金淡淡地回答。 ★
对话哈金：我根本不算成功
“我根本不能算是成功，只能就是往前走而已，走一步算一步。别人不会看你容不容易，只会看你最终的产品怎么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南京安魂曲》改了40多遍，你写作总是这么辛苦吗？
哈金：是的。里面的细节都是一点点从资料里抠出来的，然后再把它们给鼓捣到一起，一点点编成一个故事，很费事。弄好一个东西，得下很大工夫。可能在母语的环境当中，写东西就容易写得很快，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传统文人写作讲究洋洋洒洒。实际上，真正的写作要一点点改，真正的工夫都在于一点点修改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会不会改来改去，失去了潇洒自如的神韵？
哈金：一般情况不会的。你会意识到，在什么地方要保持那种潇洒自如的状态，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改丢了。在《南京安魂曲》中，有很大篇幅是写战争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戏剧性的情节，因而你就得一点点地写，一点点地修改，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新闻周刊：用英语写作，你开始不太情愿是吗？
哈金：那当然不情愿了，这也没有办法。1989年以后，孩子也出生了，孩子就要变成美国人了，但我自己心里却从来没有移民的精神准备。当时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决定移民美国。可决定留下来之后，我根本找不到需要汉语的工作，我找了好多，人家根本不要我。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哈金：根本不能算成功，只能说是往前走而已，走一步算一步。别人不会看你容不容易，只会看你最终的产品怎么样。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你当时回国了，现在还会从事写作吗？
哈金：我得想想……估计不会吧，有可能会做个翻译，或者做研究什么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写作和许多华人的英文写作不太一样，不怎么有东方主义的东西。
哈金：是的，基本上很少。写中国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当然背景也得有意思，至少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但我更强调共性，一般不在表面上的不同地方下太大的笔墨。也就是说，不是让他们(西方人)觉得中国哪里和他们不一样，而是让他们自己受到感动。人们必须有相同之处，才能感同身受，受到感动。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时身兼作家和教授身份，那你觉得自己现在更多是一个教授还是一个作家？
哈金：当然是作家。虽然大学雇我教课，但我主要还是要写东西，我的职业是写作。因为只有写东西，才能教学生，教的也是写作。现实情况是，文学性很强的东西肯定卖得不会很好，所以必须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做专业作家，在美国能活下去吗？
哈金：严肃的专业作家也就只有那么三五个吧。还有一些作家，家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子，这样才能生存。绝大多数作家需要做些别的事情，比如写专栏，或者是办报纸、做网站、做电影什么的。不像中国，有一个作家协会，旱涝保收。帕慕克曾经跟我说，他在中国见到莫言，“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作家能这么安然、淡定”。
我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在美国人眼里算精英。在大学里，靠写作拿到一个教职是很难的，现在的薪水应该算是不错。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关注国内文学界的情况吗？
哈金：知道一些，但是他们的作品我读不过来。有些作家我也认识，开会时经常会碰到，比如余华、莫言、阎连科、王蒙、张抗抗等。他们的书如果有英文版，我还是会看的。
中国新闻周刊：看着国内的热闹，有时会感到寂寞吗？
哈金：这倒也没有。因为要做成一本书，需要那种寂寞的状态。我在做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很害怕被琐事打断，一旦被打断就完了。
中国新闻周刊：问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但对一个作家是一定得问的,你想过诺贝尔文学奖么？
哈金：那只是一个偶然的东西。诺贝尔奖不是一个金牌，专门奖给优秀作家的。优秀的作家很多，很难说谁该得谁不该得。比如奈保尔，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说绝对没有希望获奖，因为政治保守、反动，而且名声又太大，名声又不好，虽然我认为他是完全有资格获奖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
对于作家而言，书都在那儿搁着，特别是一些里程碑性的书，你只能是努力地去接近那个水准，这是最主要的。如果有人得了诺贝尔奖，但他的书大家都不看，那也没啥意义。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奖看得太重了，特别是大陆的作家把它看得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