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文化创造的成果就是版权问题，但目前中国文艺作品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创新作品不多，他举例，目前我国一年文艺作品达到4300多部，但是公众知道的、阅读的却不多，“原因就是创新能力不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人喜欢看外国大片，因为对方创意和传播能力比我们强。”为了鼓励新作品新创意，政府将通过设立文化创意扶持体制和基金给予鼓励，针对目前个人和单位版权维权困难的现状，政府将通过行政执法的手段调解版权纠纷问题。(《新京报》11月13日报道)

   “90%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的说法，因为与人们的现实感觉比较吻合，所以立即得到了网友们的普遍认可。苦心孤诣的原创，哪怕只有些许影响，也会被别人拿来，改头换面地换取名利。不用看别的，一向被认为是文化盛宴的春节联欢晚会，大舞台、大场景，表面花里唿哨的背后，又有多少是优秀原创？又有多少是在翻炒旧作？

   我非常同意“文化创造的成果就是版权问题”这样的观点，因此，提升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创造力，政府扶持、鼓励当然必要，但是问题的总根子，还是版权保护如何真正落实。虽然上述柳局长提出，政府将通过行政执法调解版权纠纷，但在一个原创者弱势，抄袭摸仿者强势的社会环境下，仅靠能量不大的行政执法，效果未必能令人满意。因为从常理来分析，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的持续优化，版权保护工作，不可能会有根本性的良性转折。

   什么是社会环境？就是来自社会公众的、对版权的天然敬畏之心是否强烈。仔细想想，我们的电脑上，有几个人装上了正版的系统软件，又有几个人愿意尊重原创者权益而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再比如，如果一个中国汽车厂家，以“准侵权”的方式抄袭别国车型的外形设计，并由此被诉上法庭，我们希望谁蠃？在当下，这恐怕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社会风气如此，推动版权的保护，困难就可想而知。好的风气树不起来，行政执法必然杯水车薪。

   什么是法律环境？当然是版权保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以及有利于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文、执法环境。版权，本身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载体，而在有关创新的理论中，创新作品有一个“外部性”概念，是指由于创新的扩散，可以使非创新者根据创新成果进行分析、研究或对新产品实行反求工程。换言之，就是对创新者的创新成果进行“打散重装”式的研究，进而进行模仿，模仿者靠这种“外部性”理念，可以在节省创新成本、减少风险的情况下，轻易占领更多的剩余市场。如此一来，原创者在模仿者“赚快钱”的示范下，创新动力备受打击，因而造成整个社会创新动力的衰竭。因此，如何从立法层面厘清边缘侵权等复杂现象，彻底改变维权与侵权的“成本倒挂”，才能最终扭转“9成作品模仿复制”的尴尬现状。

    北京市丰台区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