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农

   陶渊明(365—427)一生结过两次婚，前后生的五个儿子后来皆默默无闻，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都没有什么大出息。陶渊明很爱他们，但既不逼他们成才，也不打算给他们留下多少财产。

   陶渊明先后当过好几任官，本来完全可以继续当下去，为自己及子女多攒些钱原非难事，而他竟义无反顾地归隐了。因为是“自炒鱿鱼”，自然没有任何待遇可言。失去官俸，收入锐减，好在他还有点田产，过日子没有问题(这种独立自足的经济状况是他敢于断然归隐，从而保持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但要为子女留下财产就困难了——而他也根本不作此想。

   陶渊明主张子女自力更生，不当“啃老族”。这一层意思见于他的一首咏史诗《咏二疏》。“二疏”指西汉的两位高官疏广、疏受叔侄。据《汉书·疏广传》载，他们二人分别担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叔侄二人同时皆为太子之师，这是极其风光的，但只干了五年，疏广就提出要求退休，《汉书》本传写道：

   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

   于是，皇帝和太子对其厚予赏赐，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为其举行盛大的欢送宴会，叔侄二人顺利退休回乡。那时太子还小，其外祖父大有干预太子早期教育之意，疏广进行过若干抵制，他大概是怕有什么“后遗症”吧，遂决定及早抽身。《汉书·疏广传》对此中曲折有所涉及。但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仅在于疏广十分明智地急流勇退，而尤其在于他不同于流俗的处理财产方式，《汉书》本传亦以此为重点，详加叙述道：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相与娱乐。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幸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阯，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馀，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饷其赐，以尽吾馀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疏广虽然得到大量赏赐，但他完全不考虑为子女购置田产和住宅，准备用光拉倒，因为在他看来，“官二代”的年轻人无论贤与不肖，仰仗父辈而“多财”绝不是什么好事。最好是自力更生，过“凡人”的日子，凭“勤力”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一番话流露出多么深刻而不同于流俗的人生智慧！

   对于子孙的未来，陶渊明亦复采取极其通达明智的态度，关于身后之事包括子女的未来绝无徒劳无益的过虑，因此，很自然地同二疏产生共鸣，并曾专取此叔侄二人为题材来写咏史诗，诗云：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

    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

    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

    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别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即所谓“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汉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但现在有多少父母能够彻底想通这个道理，即使很有钱也教育子女甘于过“凡人”的生活，且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奋斗，去自力更生？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汉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细读下来，仍可看到二者之间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