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张艺谋的大片《金陵十三钗》正在热映，还有一本张艺谋创作的特殊“作业”同样引人瞩目，这就是眼前的这本《张艺谋的作业》。只是书的内容和这部电影关系不大，更多还是对张艺谋个人影像经历的描述，将为我们解读一个真实的张艺谋。

   比起上世纪80年代时的人们对他的高捧和赞扬，这些年，张艺谋变成了一个争议导演，他收到的是频频质疑和讽刺。似乎从《英雄》开始，他曾经的专注坚持都被遗忘了，“大片时代”到今日，已成为观众的笑柄。在近日的访谈节目中，他提到中国观众对待大片的态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从一开始欢呼大片，到最后开始砸大片，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到今天，大片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片就意味着空洞、没想法、我们不喜欢、不好看的形式。这样也好，每个导演都会想一想，我该如何去拍这些东西。

    我是时代的工具 无意为自己辩解

   记者：《张艺谋的作业》这本书有很多生动的细节，读起来非常流畅。以前了解你更多是通过媒体报道，而这一次，我们可以通过一幅幅珍贵的早年照片和往事回忆了解到张艺谋的生活细节和心路历程。媒体报道会有包装、会给观众造成先入为主印象，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改变很多关于对你的印象，感觉你是一个非常隐忍，有力往自己身上、往自己的作品中去使的人。在本书第一章里面，你讲：我认为“工具”不是一个偏负面的词。你认为它是一代人的价值观或者自我成就感的来源。这个观念是不是在您整个成长中贯穿始终？

   张艺谋：基本是这样子，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讲“你是革命队伍的一个螺丝钉，你是一个有价值的，能发挥功能的工具”。那个时代的教育始终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会引为自豪。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因为过去的政治阴影(张艺谋“出身”不好——编者注)就更愿意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会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去抄大字报、刻宣传资料、印传单，做一些有用的事。那时候是很真诚的，真的觉着自己在为革命出一点微薄之力。

   记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再加上平时媒体透露的您在工作现场的一些场景，会觉得你是一个习惯下苦功夫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大智若愚，不懂变通，这样的人创作出来的作品会平庸一些，但是在1980年您去参加摄影展的时候，拿出来的《啊，这一代青年！》这个系列作品，在今天看，仍然有很大的冲击力。这跟之前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有一个反差。

   张艺谋：对，那个是比较前卫的。其实你要看我早期的创作，会觉得我对于比较形式化、比较前卫的东西还是有一些感受的，也愿意标新立异。这可能跟前边的学习有关系，刚刚入门的时候，我是比较规范的，因为在工厂也没有教材，自己看书，所以会循规蹈矩。后来上了电影学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就很希望求变。我觉着直到今天，我其实也还有这样的意识。包括最近的《金陵十三钗》，我看到小说后就觉着这个题材可以求变。虽然这一类的故事拍得很多了，我来拍还是可以拍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在电影表现上，精英评论界会有一种看法，说张艺谋总表现一些偏人性负面的东西。比如压抑的、扭曲，在这本书中，你对此也进行了辩解。

   张艺谋：其实不用辩解，我还真是无意做任何辩解，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心态。做这本书的时候，编辑希望带出一些成长的轨迹，我就配合着聊了聊。我自己从来不辩解，因为我很明白，没什么可辩解的。说的人多了，各种说法都有，你辩解也没有用。还有我自己也比较清醒，我电影拍得好与坏从来不说狂话，我自己知道创作很艰难。在中国的国情下，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不是你想深刻就可以深刻的，基本上作品经常不能达到理想化的程度。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对社会上那些说法我都是过滤掉的，因为我自己已经总结过很多不足之处了。如果有些缺点人家没看出来，还高度评价，我倒感觉是个意外，会问这是真的吗？

   竞争关系，市场的博弈已经进入高度白热化状态。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什么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心声。我都不太能看清楚。现在最透明的是微博吧？上面也有大量的水军是利益集团雇佣的，所以微博上的评论不一定能作准媒体更是如此了，各种人说各种话，基本上没有一个全透明和权威的渠道告诉你真正的大众评价。所以你就对自己有一份清醒的自赏、有一份清醒的判断、了解自己几两重，反倒可能最好。如果评价不好，就去屋里自己抽自己，或者出去跟人练，在发布会上就跟人干起来，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你就对自己有一份清醒的自赏、有一份清醒的判断、了解自己几两重，反倒可能有时候表现的很好。

    只要是大的，就先挑毛病，“砸大片”和仇富一样

   记者：一般大家会认为，艺术比商业要高一个水平，所以评论界会疑问，张艺谋为什么没有在艺术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是走向了商业？社会或者公众会期待你去扮演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可能会跟你想扮演的那个有偏差，你怎么去摆正这种关系？

   张艺谋：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想让自己刻意进入那种设计的轨道，我想凭着自己的感觉走。还有一个无法设计的原因就是你手里没有货，这么说吧，如果我手里永远有5个好剧本或者5个好小说，我当然可以设计，而且会设计得很好。但这很难，就是碰不到。我又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不会自己创作，我只是一个善于用影像讲故事的人。现在没有货，只能碰上什么是什么。这怎么设计？根本没法设计。要不就停下来，十年磨一剑？所以大家认为我在创作上的摇摆、创作的起伏、创作的随意性、甚至盲目的不负责任的随意性，其实都源于没粮食，能吃一口就是一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当巧妇还难说呢。

    我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设计，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起伏

   记者：关于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您开始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区分是在什么时期？

   张艺谋：大约还是从《英雄》开始吧。在《英雄》之前，对于商业电影讨论的并不多。我是一个武侠迷，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拍《菊豆》的时候，我就把新华书店的武侠书都买光了，我是一边看武侠小说一边拍《菊豆》的。做《秋菊打官司》后期的时候，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月，很苦闷，一个人住在汽车旅馆里。摄影师池小宁知道我爱看武侠，就把他同学的一箱子武侠书全给我搬到旅馆来。

   这是后来拍《英雄》的起因。不过，我正搞剧本呢，《卧虎藏龙》出来了，那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无论怎么说，你是摘不掉了。所以当时我就想，不管了，反正已经准备了就拍吧。其实原来《英雄》是打算拍一个小的文艺片，你看那个结构，像罗生门的三段式、，四段式，我想的是怎么把它拍成有前卫风格的电影。但当时《卧虎藏龙》刚刚火，这部戏的老板江志强(香港知名电影投资人——编者注)就问我，要不要李连杰？要不要张曼玉、梁朝伟？《卧虎藏龙》火了以后市场很好，我们拍大一点。他开始看到这个电影的商业性，后来就拍成了一个大片。

   《英雄》这个所谓的大片，最初只是因为我喜欢它，最后拍拍拍，拍成一个大的而已。最后《英雄》好像就变成所谓中国大片的标志了，然后就是10多年的商业、票房和艺术的大争论。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从一开始欢呼大片，到最后开始砸大片，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到今天，大片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大片就意味着空洞，没想法、我们不喜欢、不好看的形式。这样也好，每个导演都会想一想，我该如何去拍这些东西。

   记者：刚刚您说砸大片，其实我们从媒体工作者的角度倒没有这种感觉。可能你是导演，要承担比较多的评论压力。

   张艺谋：现在“砸大片”跟仇富一样。只是拍大的，就先挑毛病。我觉得投资大有时候树敌反倒多，大家反而会同情和欣赏那些小制作的、正艰苦创业的年轻导演的作品，认为他很珍贵，这也很正常。

   记者：将来可能会更加良性地发展，至于刚刚讲到的艺术与商业之争，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会更大。我觉得好的方向是，大家看到了，即使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骂，但还会去看。看大片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对所有电影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成绩。

   张艺谋：这其实是一个有隐患、有泡沫的市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电影了，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他们爱看好莱坞的大片，而且也爱看话题制作——比如《失恋33天》这种小电影。但其中的隐患是作品的质量跟不上。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的困境是，作品质量或说人才供给很难跟上发展的速度和需求。如果年轻人喜欢看话题制作，可是每年提供的话题、质量跟不上，大概三五年以后，基本上观众就不看中国电影了，转而主要看进口片。我们的配额会慢慢开放，我们的市场也在慢慢向国外开放，质量更不上会成为我们的悲剧。大家说怎么提高国产电影的质量？挺难。笼统地讲，还是要靠年轻人，要有新的创作力量，而且要多，要学得快，能力要更强。回到大片，光靠这几位导演，大片根本不行，不能成为整个产业的支柱。一定要有更多才华的年轻人，没有就完蛋。

    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