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而言，由于幅员辽阔、人数众多，出现各种不同寻常的事件、现象也属正常，但一些趋势性的问题，因其在内在逻辑上决定了很多事件的性质、走向与程度，而成为这一年最值得关注和警觉的社会现象与思潮之一。其表现就是国人在种种客观现实中被割裂成不同的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呈现对立化、彼此的交流呈现暴力化、曾经的共识破裂化，这些基于文化、人心的肇因，衍生和催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与龃龉——左右之争、精英与平民的信任缺失、干群之间的疏离、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拆迁中的血与火，甚至名人粉丝的互殴、网站论坛的标签化。
久违的思想共识
无论是思想史论者还是历史学家，乃至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论及当下知识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与龃龉时，常常难掩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共识普遍建立的称道与向往。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十年内乱刚刚结束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包括工农商学兵与官，尽管也有争论甚至口诛笔伐，但社会的主流轨迹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进入一个空前开放的阶段后，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化开始加剧、社会各阶层的“骂娘、对骂、乱骂”也开始加剧？
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
其一，80年代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生活上的困顿、经济上的落后、精神上的压抑、个性上的束缚，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民主与法制、权利与自由、科技与管理成为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制度生命力的普遍追求。在共同的方向驱动下，理想主义胜过了利益主义、启蒙胜过了博弈，因此，无论在重大的改革方向还是改革议题上，人们都能在对未来的普遍憧憬下达成共识。知识界虽然也有分歧，但在巨轮刚刚启动的时候，理想的浪漫胜过利益的计较、开放的思想市场能够良币驱逐劣币，因此共识多于分裂、对话多于对骂，毕竟在大方向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家都是这艘巨轮上的乘客，即使千差万别，但行进的方向是一致的。
其二，贫富差距、利益差距不大。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刚刚起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多只是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号，社会各阶层、知识界还大致均享着社会资源。因为大部分人在财富、地位、权力等资源占有上没有霄壤之别，知识分子大多还在体制内循着既有待遇制度前行，人们的分歧更多在思想观念和学术角度上，是形而上的。
其三，媒介传播渠道有限。那个时候一份《中国青年》杂志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文章，就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大讨论，成为一种思想观点争鸣的标志性事件。这也说明，在那个媒体资源有限的时代，舆论的话语权更多掌握在少数资源手中，从思想荒漠中走出不久的普罗大众，在思想锻炼上面经验不足、磨炼尚少，所以只要有影响力较大的媒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真理往往会在辩论中越辩越明，社会共识也因此从纷乱达到趋同。
九十年代的思想分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在短暂徘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经济腾飞”高速开进。八十年代的社会土壤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植于土壤的社会思潮也必将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经济路径的变化，贫富差距的拉大极大程度地导致了社会开始进入“利益分化”阶段。这种分化的结果，就是按照不同群体在改革发展中获益多少，社会分成了更加细密而多元的阶层。而随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知识分子也渐渐从体制中走向市场，利益成为最现实也是最逼仄的推力和引力。于是，政治经济上的“唯GDP论”、民众的“笑贫不笑娼”、知识界的精英化逐渐成为主流，一个全民向钱看的时代开始了。这使得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开始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求理想但求现实、不看未来只看当下，于是共识开始破裂，裂痕渐渐凸显。
除了利益分化的因素外，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和表达渠道的有限呈现结构性紧张。当效率优先、公平滞后假以时日后，不同利益群体必然出现各种不满，当不同群体之间缺乏畅通合理的沟通渠道时，非理性的谩骂、暴力化的言辞就应运而生，社会戾气日益蔓延。
在媒介传播空前发达的技术背景下，话语权逐渐散落民间，这极大改变了话语传播模式。当不信任开始加剧、人人都有表达欲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评判者、主持人、播音员。这种自发言因为没有经过任何民主的、理性的训练，自制力自然大打折扣，情绪化不由自主。
当下社会分化的危险迹象
近年来，网络上因为思想、思维和价值分野而大爆粗口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现实中因为价值取向不同而暴力冲突者也屡见不鲜：当某个精英为诸如房地产这样的某个行业说话时，针对其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弥漫网络，立场比观点逻辑更重要；当某个公共事件出现时，常常官方的某种说法被一些谣言传言淹没，一些公权机构的公信力不高……从表面看，这些现象比起拆迁、群体事件要温和得多，但其内在逻辑蕴含着更深层的暴力因子，而且这些基因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成分、浸润在个体潜意识的深处，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无法遏制，所以一旦某些条件成熟，反而更容易因此酿成深重的灾难。
作为其中最具理性的知识分子阶层，近年来分化也不断加剧。
虽然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检视标准，但学者如萧功秦、杨帆等都从学术角度分析，认为当下社会有几大思潮，它们在很多方面越走越远，不断表现出极度的紧张，缺乏必要的对话，比如茅于轼因为发表一些观点招致嫉恨，很多人在网络和现实中掀起对这位老人的各种攻讦。即使是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纠纷或者学术打假，也往往会从学术层面走向现实暴力，比如方舟子揭批候选院士肖传国，结果被肖传国雇凶刺伤，酿成震惊全国的血案。不同的人因为价值、信仰、学术、利益而产生龃龉，这本属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常现象，倘若这种龃龉都要用暴力的思维、方式去解决，结果就只能是暴力循环、戾气蔓延。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再正常不过，不同思潮、价值之间会在包容的气度下通过理性的渠道实现对话，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包容、对话不仅体现在知识学术领域，更体现在公权机关与民众、工厂与工人、拆迁者与拆迁户等等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包容与对话，一个理性有效的包容与对话机制应该是这样的：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暴易暴；多利用宪法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平台渠道对话协商，尽量少用街头方式和警察治理；建立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压制民间的诉求表达；妥协比对抗更能接近双赢实现进步，等等。
用思想市场培育宽容
由于利益分化、个体成长导致社会多元无法遏制，但传统文化中的暴力专制因子在大多国人体内还根深蒂固，升级社会包容、重建社会对话必然是一个庞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在完成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时，和所有改革一样，各子系统存在轻重缓急的排序，就像农村包产到户是当年改革的第一步一样，当下建立社会包容、对话工程的第一步，大概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百岁高龄的科斯所说的建立一个“思想市场”。
这位经济学家的学说影响了世界，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不久前，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祝福中国：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期待全社会能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共识多于歧见、对话胜于暴力”的场景，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中，这种重现意味着“超越八十年代”，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执政理念转变、更多的法治与制度保障、更多民主与文明的训练、更多社会心理思维的开放与嬗变。
这位老人的祝福，相信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心声，我们期待，在包容与对话中，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