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我凑着热闹决定出文集时，有机会重新浏览了一遍自己的大部分小说。这回头一望使我感到惊讶，甚至震惊。这种震惊很快化作悲哀，雾浓浓地弥漫在我的生活里，很长时间，沉郁和伤心在我的心头萦绕。

   我终于发现，我十余年的创作，200万字的小说里，几乎找不到可以自己过了几年重新读一遍的篇目。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哀伤。许多天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出门，不愿与人说话，更不愿与人谈什么文学，甚或有时和家人、孩子无端地争吵，向同事无端地发火，对领导无端地顶撞。等到半年后文集的封面和样书先后拿到，出版社的同志热情地找我商量发行的事情，我却没有了当初计划出版文集时的热心。那时候，我不仅是感到对不起那些关心热爱我的读者和朋友，我还非常自私地感到，最重要的是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了我十余年对文学的苦心热爱和追求。我不是那种“孩子再丑也是娘身上掉下的肉”的充满伟大母爱的人。我几乎不爱（是无法爱）我以前的所有作品。我之所以还让文集世面，世是因为出版社觉得文集可能还有些销路，是因为我觉得毕竟通过文集我还能或多或少地拿些稿费。我是那种要靠稿费过日子的作家和俗人。但文集的出版，打消了我所有对文学的天真和幻想。

    我认定了以下几点；

   1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很有悟性的作家，我可能倾尽毕生的全部心血都写不出过几年还值得一读的小说，更不要说过十几年、几十年还可再说的传世之作了。

   2我已临了四十岁，算近了中年，身体又不是太好，不能再去干别的事情，只能靠写作混日子了。就是说，我注定写不好又不能不写下去了。

    3写小说挣不了多少钱，自己是当兵的，还有一份可靠的工资，这就犯不上为了稿费写太多。我应该写少一点，写慢一点了。

   4既然我感到我的创作最对不起的是我自己对文学十余年的倾心追求，那就把小说写得我自己相对满意了再发。我也是我的读者，我想我自己喜欢了，读者们也不会太骂我。

    总之，我必须多想少写了。

   《年月日》就是这样在1996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写出来的。尽管写作前我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写过什么小说，以为自己做到多思少写了，然就在今天自己又回读了《年月日》时，伤感仍然如当初，驱赶不散。因为我发现这篇小说和我以前的小说相比，仍旧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多少长进，仍旧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过几年它仍是一篇不可再读的东西。

    我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