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断柔肠》诉说那敬畏与热爱的生命

新华网
2013-01-11 16:53:39

    【基本信息】

    作  者:冯秋子 著

    出 版 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1-1

    【作者简介】

   冯秋子,女,1960年出生,内蒙古人。1983年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毕业,先后从事教师、出版社编辑、报社记者等职。出版散文集《太阳升起来》、《寸断柔肠》及《以人的方式舞蹈》等。

    【目录】

    一种无权者文学:质疑与痛苦(序一)

    她的词和世界(序二)

    第一辑 寸断柔肠

    鬼故事

    寂寞的天

    蒙古人

    把日子过好

    额嬷

    白音布朗山

    寸断柔肠

    丢失的草地

    第二辑 婴儿诞生

    枪声远去

    和平

    辉煌,辉煌

    沼泽地

    正月实二

    婴儿诞生

    孩子不见了

    太阳升起来

    英雄在哪里

    第三辑 恋爱的水罐

    恋爱的水罐

    虚妄的写作

    没有土地的村庄

    老人与手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两极舞蹈

    第四辑 新世纪的疼痛

    规定

    农人的快乐和苦难

    冷天采桑子

    太阳和人是如此映照了她

    一件事无始无终

    新世纪的疼痛

    后记:我为什么选择散文

    【书评】

    一种无权者文学:质疑与痛苦

    ——冯秋子的散文写作

    文/林贤治

   我总觉得,真正的文学具有一种苦难质性。这种文学的书写者,自然是那些敬畏生命的人,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是天性柔弱,孤独无助的人。

    所以,征服是成吉思汗的事,而写作只能是冯秋子的事。

   冯秋子从小被抛向辽远的内蒙古草原,在成吉思汗战袍的阴影里,度过喑哑的时光。在个人历史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起点。戈壁,沙漠,蔓草,暴风雪,账篷,酒,长歌续短歌,刀枪,血,白骨,以及黑夜里出现的鬼魂……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以同样苍凉的色调扭结在一起,绞杀纯真的心。作为成吉思汗的事业在当代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楔子一般横贯整个少年时期,直抵青春的前额。当政治进入日常生活以后,伤痛便不仅仅属于肉体,而且及于精神;它超出个体的承受力,逼使一个家庭,乃致更多的人们共同承当。遭受不幸事件袭击的预感,比古老的鬼魂更可怕。现实世界不复变得真实可靠,恐怖凭借神秘的想象,一次又一次绕到事实的背后,窥探灾难的来路。这种时代性的折磨,过早地加于一个普通女子的身上,未免过于残酷;当然还有疾病和饥饿,然而比较起来已经不足轻重了。

   我们为命运所困,虽然难于战胜,却不是不可以抗拒的。大约这就是萨特说的主体的“自由”。命运的必然性,也就可能表现为被压迫所动员起来的抗拒的要素在受阻时并没有消失,而是保持固有的能量作了转移。也就是说,抗拒仍在持续。对于冯秋子来说,写作就是这种在转移中显示对抗的方式之一。

   八十年代中期,当冯秋子尝试着选择写作的时候,文学界由于意识形态的牵引力的影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伤痕文学”匆匆退场,让位于“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文革的记忆和现存的废墟遭到公开的覆盖。文化不但没有能够成为破解现实问题的工具,反而成为逃离时代的飞行器。这时,有所谓“作家学者化”的主张,还有“纯艺术”的种种实验,都是以牺牲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激情为代价的。不出几年,挤满了各种非历史的、时髦的、消费主义的、琐碎的、即兴的、仿制的理论和作品;风波过后,又有了恶性的发展。至九十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之类的学术话语与之合流,在实质上,更多地体现为洋观念对土资源的弃置。总之,遗忘与麻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当此浊流汹涌之际,冯秋子据守内心的岛屿,只一意地写她所经历的人生。不知道权威的说教和群体的聒噪对她是否曾经构成干扰,所幸的是,她依然能够倾听来自草原的大音希声。耸立在那里的圣山永远是她所敬畏的。苦难的记忆不仅为她提供了写作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在她的身上形成了一种抗体,使她有效地抵抗了在文人圈子中最容易滋生的优越感,机会主义,想入非非,以及文饰的恶习。

   在一张题赠给朋友的明信片上,冯秋子这样写道:“有一天,朋友说,你是知识分子吗?他觉得我不像,这就对了。我问自己,这个概念从现在起才让我想它。我是劳动妇女。对,劳动妇女。除了这样的意义没有别的。永远热爱劳动。我这样告诉孩子。”她在文章中还写到:“每个向往宗教的人,首先是劳动者。”关于劳动和劳动者,是她关注的主要对象,甚至是惟一的对象。她是从劳动出发,去认识和区别周围的人们,并赋予人们的日常行为以意义的。由于她同样以劳动者的品质规范作家的角色,所以,在自视特殊的写作者中间,反而拥有了不同于众的写作态度,方式和风格。

   什么叫生活?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都把它看作纯客体,是缺乏人类个体的感觉和感情,缺乏人性润泽的不毛之地。所谓“深入生活”,只是带了预备的照明灯之类,搜寻和发现其中的材料而已。生活的人文内容,在这里被物质化了。对正统的作家来说,生活大约相当于供给制时代的大库房,可以随时登记领取所需的东西。相反,这些年来的先锋主义者则太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无视社会生活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结果在制作作品时,只要材料不足便大量掺水。

   不同于意识形态专家,以及远离俗众的作家的是,在冯秋子看来,生活是无处不在的,从草原到城市,从家庭到学校、编辑部、街道、演出大厅,从牧民、囚犯,直到知识分子,生活给予每个地方或是每一个人的份额是等量的;惟有赋予它的意义大小不同,才显示出孰轻孰重的区别。当她以劳动者的身份从生活进入文学时,在她那里,便没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乃更多地倾向于小人物;也没有了大事件和小事情之分,甚至更倾向于日常小事,因为每一件小事都是一种积累和消释。劳动者的感受,最充分地体现了生活的原初性,直接性;体现了平等的观念,体现了“卑贱者”的民间立场。感受是一种选择。劳动者特别敏感于生活的艰难,压力,社会不公,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因素;感受时,始终有一种爱和善的伦理贯彻其中。这种感受是真切的,素朴的,深入的,尖锐的,而且常常伴随疼痛。特定的身份意识,使之先定地排除虚伪,克服浮浅,无须理性的逻辑改造而表现出相当的深度。

   冯秋子在文中反复叙说的,大抵是她亲近的人物或是熟悉的场景。这是一个富于生活实感的作家。但是,她显然无意于做一个说书人,一个写实的风景画家或肖像画家;从气质上说,她更像一个诗人,钢琴家,大提琴手,夜行者,洗衣妇,迷幻的占星者。生活所展开的一切,都为她的情感和思虑所承载;她的文字,总是回应着一支慷慨热烈而又旷远苍凉的旋律,和歌一般,带着心灵的颤响。

   内蒙古草原是一片英雄的、传奇的土地,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身上不免沾带了一种剽悍的气息。比较别的女性作家,冯秋子就明显多出一种勇士赴疆场般的勃勃英气。她追求表现,向往英雄,梦想辉煌。然而,在奋勇前行的途中,她和同时代人一起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对此,她写道:“我厌倦了汹涌到废墟上不知天高地厚地歌唱,但是回家又找不到能行走的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被拥有多种权力的老人和我们自己毁坏成了畸形。老人们曾经内心阴郁,对所有不进入自己阵营的人疯狂屠杀,直到暮色苍茫,再无喘息的力量。他们身后的历史,沉重得叫人担当不起。滞留在世的人,继续作风里雨里的斗争,我们看着他们和他们的对手随时倒下。”这时,她发现了写作的虚妄。世界不堪信任,甚至包括个人信念,也都变得十分可疑。然而,爱是固执的,它不会屈服于现实中的压力,而终止表达原初的欲求。这种由理想与经验、理性与情感所构成的内在冲突,在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那里都是无法消除的。

   无权者的文学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抗议的,一种是顺从的,还有一种是质疑的。冯秋子是质疑的。其实,她从开始进行孤独的写作,意欲通过写作与世界、与人沟通时,就产生了恰恰与意相违的“业障”。问题无法掩盖,但又难以敞开,进退维谷,欲罢不能。这是一种写作状态,但也是生存状态。质疑本身带有攻击性质,然而至少在冯秋子这里,它是闭抑的;与其说是直面社会,毋宁说是正对自己,绞杀自己,惟一的使自己受伤。

   中国人几十年来的生活简直可以等同于政治生活。因此,政治不能不首先受到冯秋子的质疑。她说:“政治这个概念确实已经过去,它给我留下来的印象是什么呢?没有浪漫情调,好比左边和右边两座大山,分别竖立着两根旗杆,旗杆周围簇拥着无数只血肉臂膀,绞动中,呼喊的声浪一阵阵吹拂着旗子,哗啦啦地飘扬。人们一面争夺旗子一面细心观望,旗子完全展开的刹那所向,就是阿里巴巴的房子。这是一个秘密,但尽人皆知。阿里巴巴曾经说过:不管哪一面旗子,谁先把它扛到我家,我就告诉他埋藏宝藏的山洞。”这是寓言,是象征,是经由“文革”的一代受难者对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政治的概括。它的本质,是同权力和暴力连在一起的,它最可怕的地方,还在于把暴力植入受害者那里,使反对暴力的人不自觉地行使暴力。她意识到,暴力已然随同革命深入骨髓,自己的罪恶深重。父母如此,亲友也如此,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逃脱政治革命的有形无形的戕害。她的父亲是“老革命”,在“文革”中遭到关押,批斗,被打断了五根肋骨。“他是个冷酷得近乎残忍的人。”作为女儿的质疑父亲:“你知道他杀过多少人?日本人,国民党兵,土匪,还有他宣判死刑的刑事犯,监狱里至今还禁闭着他过去判决了的人。”她总结道,“我的父亲属于谁,这个问题我永远想不透。他的冷酷,伤害了三代人,他的母亲,我的母亲,和我们兄妹。”既然政治革命违背了人性的原则,那么它,连同委身于它的所有的人们都理应受到审视和批判。“文革”过后,我们看到,许多高干子弟在为曾经被打倒在地的父母辩护时,都在有意无意地辩护一种特权思想。相反,冯秋子在清算“文革”的时候,却清算了自己和自己的父亲。

   没有哪一种神圣的东西不在质疑之中。除了革命,还有真理、历史、爱、公正、艺术,都在人类的良知面前接受检验,直至人类本身。关于人类,冯秋子写道:“人是万物之主吗?我姥姥说不是,喇叭里说是,说人定胜天。但是,人的力量和豪迈为什么坚持不到黑夜?坚持了也不能胜利。就不能胜一个吗?不能。我姥姥说,胜一个也得返回去,以后又变成不胜。”又这样写道:“草地有生命,和人一样;但也和人一样颓萎,没落,虽有犹无。谁愿意注意它,倾听它呢?”她震骇,却又无奈于几十年来,人类的生命和尊严受到“革命”的蹂躏这一事实;显然,质疑是没有结果的。也许她根本就不期待结果,只是期待,只是发问,一面激荡自己,一面自觉克制,由是形成一个又一个语言的漩涡,她陷自己于漩涡之中。

   没有结果的期待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世间有多少爱,就会付出多少苦痛。”英雄在哪里呢?“书本上和生活里的罪恶、恐怖,一直像影子一跟随着我,很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已经十来岁了,我还做着惊惶的梦,而且常从噩梦里哭醒。”冯秋子写道,“是割不断与过去的连结吗?我觉得也有对未来的茫然无措。”在这里,她完全裸露了作为质疑主体的女性的弱质。然而,对于痛苦,她又自觉可以使人回到起点,把自己放回到人人平等的地平线上,恢复朴素与温善。她执著地爱着,并且愿意为此而担受痛苦。这爱是广大的。

   法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希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冯秋子以此做了一篇同题散文。其实,她的全部的散文写作,恐怕也跟后来跳现代舞一样,原出于内心深处的悲伤。两者都是生命的最真实的体现,舒缓,跳跃,富于节奏变化;以持续的韧性,连结着必然与自由。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是冯秋子散文写作的大纲。

   听说近来冯秋子耽迷于现代舞,几乎停顿了写作。我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在她那里,跳舞与写作,二者都是同样的劳动,在发生的意义上是不分彼此的。跳舞只是以一种形体语言所作的另一种书写罢了,也许到了另一个时候,她又会埋首于文字,如果她觉得书面的舞蹈更合适于生命的表达的话。她不会为写作而写作。但是,可以肯定,写作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凡是曾经为她所热爱过沉思过的事物,她都不会放弃。

    “我在这里,等待一个声音。”她说。

    她是善于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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