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是，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在大典中出现。之前设计好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只好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为何没能及时诞生？解密历史档案揭开了其中的原委。(本文选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毛泽东提议：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1949年6月，距离开国大典仅剩3个多月，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而共和国的标志却尚未确定。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分设6个小组，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其中第六组担负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沈雁冰(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都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
7月4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召集人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以何种方式为新生的共和国确定标志，叶剑英提议，是不是可以用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根据这一提议，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征集要求有三条：(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征求作品的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应征来稿总量高达数千。但相比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应征作品只有112件，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应征作品后，会议主席马叙伦话题一转提出了疑问：“国徽怎么办？”
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叹气，郑振铎说：“现在看来，一个好的都没有。”张奚若发话：“要不我们再等等看。”梁思成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正好拿起一张图案在端详的沈雁冰和徐悲鸿接过梁思成的话说：“这个徽上的朱雀就很好看。”虽然众说纷纭，但马叙伦还是希望在这次会上能够选出几幅相对较好的，哪怕为以后设计作参考也好。于是大家从中挑出了4幅意见相对集中的，准备交由全组再度审选。在两天后召开的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进展。针对收到的作品少且无可采用的现状，会议只能无奈地作出“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的决议。因为找不到好的方案，在随后第六小组召开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都被搁置下来。
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5天了。晚上8时，忙碌了一整天的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等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参加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与会全体同志鼓掌通过，确定五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图样。
看见大家对国旗没有异议了，马叙伦又提出，是否在这次会议上把国徽、纪年、国都都讨论一下。而国徽讨论的基础，还是只能以那4幅供参考的图案为基础。洪深首先发言：“我觉得国徽图案都各有可取之处，但各图也都有毛病，如第一图的带子就不如第四图的好。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把苏联画成黄色，非常不好，可否修正一下。”音乐家贺绿汀接着说：“我们国旗已经确定，最好能画五颗星。第一图的地球是立体的，地图又是平面的，整个图案看起来不协调，我也同意修改一下。”张奚若的意见，地球只要画纬度，不必加颜色，但中国版图一定要画上红色。郭沫若也谈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光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上一个太阳；第二，星的位置不适当，最好还是放在齿轮内；第三，带子还是第四图的好些。”建筑学家梁思成无论对构图还是色彩都有专门研究，他从专业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构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图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构图方面齿轮太程式化，而麦穗又太写生，也表现得不调和。中国图案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因此我们的国徽最好能够用中国图案画出来。”马叙伦见大家意见一时难以达成一致，就提出“是否可商定一个原则再去修改？”
仔细聆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毛泽东也感觉国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下来，与其仓促确定，不如再放一放，毕竟国徽不同于其他标志，这是新生共和国的象征，确定国徽是庄严而慎重的事情。于是，他提议：“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马叙伦则坚持要确定一个原则，因为这样，往后的工作也好操作。在一旁的徐悲鸿拿起第一图看看说：“我觉得可以把这张图修改一下，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这个图案。”张奚若马上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我们这些图案都太像苏联的国徽了。”毛泽东接着说：“如果说太像苏联了，我们是否先不决定原则。”艾青提出自己的看法：“假使要定个原则，就叫原设计者张仃同志重新修改一下。”洪深马上补充了一句：“修改要根据第一、三、四图为好。”
毛泽东见大家都同意修改，总结性地发话：“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
1949年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发布第一次会议报告，其中第三项对国徽作出这样的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
这样，马叙伦和沈雁冰就继续领导原第六小组，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组，邀请专家，承担起国徽的设计重任。
10月23日，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设计组拿出初稿。这个设计团队堪称超一流，除梁思成外，参与的同志还有梁思成的夫人、清华大学雕饰系教授林徽因、雕饰系教授莫宗江、雕塑教授高庄、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史教授王逊。
梁思成一直力主在国徽上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因此，他所领导的小组在设计思路上尽量采用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充分展示中国的民族文化。但同时传统文化元素也要与表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配合，以此展现这是从古代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的图案。在色彩上他们选定的是玉、金、红三色，简洁而富丽，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此体现中国新旧文化的继续和调和。他们的拟制说明这样诠释自己的作品：“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成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玉、金、红三色。”
另一个设计团队由中央美术学院张仃率领，他们的图案是以天安门为主体。此外，还有其他设计者提供了5个仿政协会徽制发的图案。
刘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