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之争到身体交锋

   “从朝阳公园的拳脚，到图书大厦的掌掴，观念交锋演成赤膊上阵。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当飞刀击穿公共讨论底线，如何交流互动？当辩论升级为攻击辱骂，如何辨明真理？构建合理议事规则，才能告别只讲价值、罔顾事实，摒弃只看站队、不问是非。今日中国，当思当行。”

   这是“人民日报微博”最近发布的评论。许久以来，由观念争锋演变成身体交锋的现象屡屡发生，语言攻击、身体攻击似乎成了许多辩论最终的必然走向，有人批评，也有人叫好，还有人起哄。

   究竟是议事规则的缺席，还是公共道德的缺失？拳头硬的人更有理，被许多人所奉行。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转型时代，人们的行为正在粗野化、野蛮化，不讲道德，不讲规则，没有理想和信仰，更多时候，遵循最简单的‘刺激反应’，不顾后果，罔顾法律，只讲利己，不论价值。”

    从辩论到战争

    北京晨报：观念之争屡屡变成身体交锋，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夏学銮：近年以来，出现了很多从辩论演变成打架的事件和现象，这和转型期人们行为的粗野化、野蛮化有关。人类行为本应该是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有规范，也越来越有修养。但现在许多现象中，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人们不讲道德、不讲规则，确实值得重视。

    北京晨报：您觉得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夏学銮：和转型时期人们不讲道德不讲规则有关，没有信仰和理想，金钱拜物教盛行，人们的行为简单化，甚至动物化，遵循原始的刺激反应模式，最终使得行为野蛮化。观念之争也会演变成一场战争，不是看谁更有理，而是看谁拳头硬，甚至连有的大学教授也是如此。罪魁祸首就是金钱拜物教。

   “打败不了思想，就打败思想者”、“赞同我的就是朋友，反对我的就是敌人”、“拳头硬的更有理”，许许多多由观念的交锋而演变成的打架、人身攻击事件，遵循的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和“观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议事规则是公德的一部分，而公德的基础是私德，建设公德，应该从私德开始，种种打人、不尊重他人乃至不孝敬父母的现象在社会中出现、存在、流行，没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底线，没有基本的礼义廉耻，无所不为、无所不取，基本道德不存，宏大理想成为口号。想要改变这种种不文明、没有规则的现象，最根本是要养成道德的底线。”

    “站队”和“价值”

    北京晨报：批评者提到不能“只讲站队，不问是非”，那么，这种现象表明了什么？

   夏学銮：所谓“站队”，其实就是没有立场、没有中心，或者说以自我为立场，赞同我的就是朋友，反对我的就是敌人，就该打倒。这种思想并非今天才有，过去的时代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回流，或许是那个时代出生成长的人们依旧还存有这样的观念，也或许是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化遗传。

    北京晨报：批评者还提到另外一种现象，“只讲价值，罔顾事实”，您怎么看？

   夏学銮：这里面说的“价值”，是要打引号的，它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而不是理想、信仰、主流价值观等，只以“利己”为原则，只看对自己有用没用，以自我为中心，不顾真理，不顾法律，也不顾后果。

    北京晨报：您怎么看这两种情况，它们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夏学銮：不论是“只讲站队，不问是非”，还是“只讲价值，罔顾事实”，对一个社会的危害都非常大，它使得人们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法律的规范，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现象，有的人甚至连父母亲情都不顾了。这在过去我们已经经历过，也受过沉痛的伤害，但在今天，依然还存在。

    根源是金钱崇拜

    北京晨报：是否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的沦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夏学銮：这是转型时期非理性文化的一种不好的表现，人们以富为荣，以强为荣，几乎成了一种本能遵从的原则。其原因是市场经济时代，只遵从市场交换法则，金钱拜物教盛行的结果。

    北京晨报：辩论演变成打假，这和金钱崇拜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吗？

   夏学銮：文明社会中的辩论，其最基本的辩论原则是尊重人们表达自我的权利，也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在文明缺失的时代，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野蛮盛行的时代，辩论就会变成肉搏，“我说不过你，但我打得过你”。其根源，是金钱崇拜下的“有钱就大”的思想，相信有枪就是草头王，而有钱，就可以买枪，就能当大王，就可以罔顾事实，就有一切，就可以随便出口伤人，甚至是出手伤人，打死也没关系。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反复地说道德建设，因为有钱者为尊、强者为尊的观念盛行，社会失去了基本的道德约束，今天可以为了观点不同对别人出手，明天会不会以同样的原因向朋友、熟人出手，后天会不会向亲人、父母出手？

    “汉奸”要谨慎界定

    北京晨报：有观点认为普通人不宜动手，但“汉奸”可以打，对此您怎么看？

   夏学銮：什么是汉奸？通常把出卖民族利益当做晋身、当官、获利的方式，投靠民族敌人的人叫做汉奸，认为汉奸该打，这个观念是在抗日战争时代形成的，那个时代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样的观念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和平时代、在今天，对待汉奸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界定汉奸？没有客观的界定标准，没有界定的主体，很容易变成“是非相对论”，你说我是“汉奸”，我也说你是“汉奸”，一切以“利己主义”为逻辑，不是赞同我的，都可以冠以“汉奸”的名义。

    北京晨报：那么，合适的界定方式是怎样的呢？

   夏学銮：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界定汉奸的主体要搞清楚，谁来界定？应该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是广义的，包括人们个体、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不能是单独的个人，某一个说谁是汉奸，那是不行的。其次是界定的标准要清楚，有无事实根据，是否尊重客观事实？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汉奸行为？我觉得应该是主流文化作为标准，主流的价值观、法律、主流的真善美、假恶丑的标准等。

    规则的底线是道德

    北京晨报：不少人提倡建立合理的议事规则，那这个议事规则是什么样的呢？

   夏学銮：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社会契约的问题，认为为了避免社会中强势一方说了算，欺凌弱势，要有一个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这个契约是大多数人认可、同意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以民俗道德作为文化基础，以法律作为原则，底线是道德、高线是法律。今天的社会中，实际上是缺乏底线的，“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种种打人、使用暴力乃至不孝敬父母等现象，就是没有基本的“礼义廉耻”，没有基本的民俗道德。

    北京晨报：应该如何建立议事规则呢？

   夏学銮：美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人一开始的行为都是无规则的，各行其是。然后在这种行事的过程中，慢慢地尝试错误，逐渐形成合理的、标准的、理性的行为方式，即共同的规则。我们在今天当然不必再去一一地尝试错误，很多东西已经有前人尝试过，并且建立了一定的规则，这就是民俗、道德、法律等，我们只要尊重、遵循、学而致用就可，倘若再去尝试一遍，那就不是理智的选择了。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事物、新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演变而产生的新东西，当然就需要新的尝试。

    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北京晨报：议事规则的讨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它和公德有关，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夏学銮：议事规则属于公德的范畴。所谓公德，就是人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包括在网络中的言论行为，也要受公共道德的约束。私德则是属于私下的规则，是人们内心遵守的价值规则，是个人的道德规范，但它也是公德基础。

    北京晨报：为什么说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很多对公德的讨论似乎都是和私德不同的？

   夏学銮：其实缺乏公德的人，往往也是缺乏私德的。很多在公共道德上表现不好的，在私德方面，可能更加恶劣，反之亦然。如果一个人在私德中遵循利己主义，那在公共道德中必然也是如此。所以，把公德和私德分开其实没有必要。

    北京晨报：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建设公德呢？

   夏学銮：公德的建设，要使人们有理想、有信仰、有正面的价值观。最根本的，还是要养成人们的道德底线，要有礼义廉耻，这是基础。这个基础的建设，传统道德很重要，需要加强，因为它正是前人不断地尝试错误之后建立的一种公共规则，是道德的基础。打好这个基础，比喊那些又高又远的口号要有用的多。没有这个基础，那些宏大的理想、信仰也就无从谈起。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