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日前辞世，终结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可以用于是之命名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以于是之为代表的一批北京人艺的话剧人，在一个特殊的艺术环境中，找到一种特殊的话剧表演语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舞台表演方式，让北京人艺成为中国话剧界唯一的一家具有自己独立的、可识别的鲜明的艺术风格的话剧团，成为中国最好的话剧表演团体，没有之一。

   北京人艺独一无二的风格与地位，是在中国戏剧受到来自前苏联的强大的、压倒性的影响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因此尤为令人敬佩。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政治上全面倒向前苏联，对方派了大量各门类的专家指导中国的发展，包括派了以列斯里为首的多位话剧专家到中国“指导”戏剧创作。以“马后炮”的眼光看，这些专家对中国的艺术家们并没有足够的尊敬，他们多数时候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充满骄矜的傲气，到处随心所欲地指手划脚，而为了维护“中苏人民的伟大友谊”，中国的专家和艺术家们只能忍气吞声。如果说在戏曲领域，因为戏曲的艺术积淀与观众基础足够深厚，中国艺术家们对苏联专家的奇奇怪怪的所谓“指导”可以用阳奉阴违的方式虚与委蛇，那么，话剧界的艺术家们却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尽管话剧这种舶来的艺术样式，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已经在中国扎根，在各大中城市已经拥有了相当多观众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前苏联专家们却要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为指针，一统中国话剧的表演。一种艺术观念依附于政治强权，在“先进”改造和帮助“落后”的幌子下强行在异邦普遍推行，这就是当时话剧界的现实。

   坦率地说，大多数地区和剧团并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艺术自觉意识，哪怕是尝试性地对前苏联话剧理论的这种入侵做出像样的反抗，只有北京人艺是个例外。

   北京人艺找到了一种极富地域色彩——就是我们习称的“京味儿”的风格，大到题材，具体到人物造型、表情和语气，整体性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类型化的舞台表达，这种表达迥然不同于前苏联专家提供的话剧理论框架，却具有很强的艺术穿透力与剧场征服力。北京人艺并没有、也不敢直接反抗斯坦尼，不过他们幸运地拥有焦菊隐所解释的斯坦尼，拥有老舍的剧本，还拥有于是之这样的演员。焦菊隐在老舍的剧本里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灵魂，因此才有可能去努力探索将斯坦尼理论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的道路，于是之等一代杰出的艺术家，就是将他的这种艺术理想实现在舞台上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一环。

   因此，北京人艺以于是之为代表的北京人艺一代艺术家，仍然可以开拓出自己的一片艺术空间，因此才有他们的成功，中国话剧才重新拥有了自我。

   北京人艺的独特风格，是话剧民族化的典型范例，而于是之就是这种风格的化身与代表。从人艺组建之初的1951年，从于是之在老舍的杰作《龙须沟》中扮演程疯子时起，这种风格就已经有了其雏形；并且在《茶馆》中创造的王利发的形象中，臻于成熟。顺便提一句，《茶馆》的创作是在全国上下刚刚陷入大跃进的迷狂之中的1958年，在上一年，文化部刚刚提出了全国各地的剧团都必须集中力量创作以“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为主旨的作品的文件，《茶馆》的题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当时这种急功近利的政治要求相距甚远。但是以于是之为代表的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并没有为了趋逢一时的政治利益而迷失，他们没有成为那个时期大跃进的先进模范，却创作了一部可以传之久远的经典作品，永远代表了北京人艺的艺术精神、象征着中国话剧创作与表演的最高水平。

   从《龙须沟》到《茶馆》，北京人艺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剧院，于是之的表演艺术家的地位也由此早早奠定，这以后的岁月，只是其自然的延续。当我们想到这两部作品在艺术上和在思想上都曾经有很多的不合时宜时，是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的。

   因为《龙须沟》和《茶馆》的成功，让北京人艺有了范本，此后的四、五十年，北京人艺的表演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的，并且涌现出越来越多不同程度地打着“人艺出品”的艺术烙印的作品。数十年后，新一代表演艺术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同样也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于是之等一代演员创造的舞台形象在成长，于是之创造的舞台形象，一直被当成他们创造舞台角色的模本。北京人艺以于是之为代表的表演风格，同时也影响了全国各地其他话剧团的许多演员。

   可惜的是，于是之和北京人艺以《龙须沟》和《茶馆》为核心的成功的艺术经验，始终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于是之一代人的艺术思想及其追求，还没有得到完整的总结，这一独特的表演美学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近几年话剧界越来越多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当代话剧早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体系，至少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而这个体系或这个学派在表演上，就体现在以于是之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的舞台形象中，它完全不同于前苏联的斯坦尼的体系，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话剧表演体系相异。然而如何归纳与总结这一表演体系，发现它最核心的美学内涵，这一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于是之在世时，特别是在他卧病的这些年里，我们没有及时地去做抢救性的研究，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他宝贵的艺术财富。于是之的离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后于是之时代的话剧表演将以什么为标识？

   从2013年1月20日于是之辞世那天起，有关于是之的消息报道就充盈了各大小报纸以及电视、广播节目。无数人都在怀念他，但是在怀念的同时，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人在思考，于是之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如何搜集整理，他的成功经验如何提炼与表述，还有，今人以及后人，如何从于是之的艺术经历和成就中获得营养，让中国的话剧表演有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