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不一定能催生伟大的文学———与刘再复先生商榷

    □陶东风

    内心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最近看到刘再复在接受关于莫言的采访时说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困境并非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说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他在一个最贫瘠的乡村里，也是在一个很难生长的土地上，却自己长成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长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红楼梦》。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对于这种“自给”的自由观，笔者不敢苟同。如果说自由是自己给的，无关乎环境和制度，那结论很可能就是：我们不必去改变什么制度环境，只要像阿Q那样练好“内功”———精神胜利法即可！尽管刘再复的原意可能并不只是如此（他也承认外部环境对创造的意义），而是希望作家即使在不自由的环境中也要坚持精神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但是他对自由概念的误用却容易导致误解：似乎最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坚守而不是外部的环境。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温一下阿伦特的自由观。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自由是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感受，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人，很可能生活在非常幸福的幻觉中。一个懦夫可以在内心幻想“自由”，而要真正实践自由却需要走入现实、参与政治，需要勇气。因此，阿伦特指出：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离开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

   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阿伦特再次强调：自由是积极投身公共世界的“活动”的自由，是实践的自由，而不是内心的“自由”，这是自由的最古老也最基本的含义。“活动的自由是行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它由人们一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仿的事件与故事———他们就撤离到了思想的自由中。”在阿伦特看来，回避公共世界的不自由，而退回到心理的“自由”，实际上是病态———一种斯多葛派的态度：“斯多葛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

    如何理解苦难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即使就文学创作而言，外部的环境对于创作的意义也是根本性的。

   首先，姑且承认刘再复对于莫言的解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莫言因为坚持了内心的自由、坚持与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因而创作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那也不等于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做到这点。特别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创作水平，那么，它绝对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就是制度决定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客观的空间（因为它是制度化的）而不是主观的空间。能够在不自由的客观空间坚持“精神自由”的作家毕竟是很少的，即使会出现曹雪芹这样的例外，也不能在整体上决定一个时代或民族的文学水平。更何况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为了成为曹雪芹而潦倒落魄。

   其次，刘再复有一种抽象的苦难崇拜情结：越是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越是“文学最好的摇篮”。这个逻辑首先不符合事实。“文革”时期是作家处境最糟糕的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文学吗？

   历史上的确有充满了动荡和苦难但是却产生了伟大文学的时期，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绝对不理想，甚至可以称之为“黑暗时期”，但是文学上却出现了繁荣甚至辉煌。比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统治时期的俄国文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个所谓“专制统治时期”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社会动荡，民间疾苦良多，但是政府的控制力，包括言论的控制力比较衰弱甚至相当衰弱，因此，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往往是活跃的。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只有苦难才能催生伟大的文学，我们要对所谓的“苦难”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具体到莫言。莫言的作品的确有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不承认这点或完全否定这点，是不公平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是高度莫言化的，因此是不可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