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于明星自律以规避虚假广告代言的出现，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只有把“虚假代言”纳入到消费者受损追责的范围内，让明星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受到相应处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虚假代言频出。

   “家有儿女，常备优卡丹”，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广告语，让宋丹丹深陷“代言门”事件。而自优卡丹被爆有损儿童肝肾后，舆论在谴责药厂不负责任的同时，再次将焦点聚集在明星代言广告的责任问题上。

   事件曝光后，宋丹丹发布微博称：“惊闻我代言的优卡丹对儿童健康有害，当初接此药物广告，我及经纪公司的态度都慎之又慎，因此对厂家及药监部门的审批作了详尽的审查。假如今天网上爆料属实，我将诚恳地通过媒体站出来道歉。”宋丹丹还称，“由于个人无法确切了解及掌握药品质量，今后无论是否有药监部门的审批资格，我都将不会再代言任何药品类广告！”

   在众多明星代言人中，当面对所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时，宋丹丹的态度算是比较诚恳的。此前，三鹿奶粉事件让其代言人邓婕、倪萍受到了网友的炮轰，认为她们为毒奶粉做广告，应该担责。但邓婕的态度是坚持不道歉、不退费。

   而在“毒胶囊”事件中，自称“受害者”的修正药业，在舆论口诛笔伐下，最终招架不住，对事件作出道歉。修正药业的明星代言阵容之豪华，足可以组建大半支足球队。然而，当舆论呼吁这些代言的明星们也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时，十分遗憾，众明星却集体噤声。

   三鹿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中明星代言人的表现，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明星和公众人物，被指代言虚假广告――利用自身影响力，大发“不义之财”。但由于没有相关硬性法律法规，尽管舆论汹汹，明星代言人自“岿然不动”。甚至“东窗事发”后，不要说追责，就连声道歉都难以听到。

   或许，明星们会觉得自己很冤枉：“我怎么知道产品是有问题的。”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一种为明星代言人辩护的声音。辩护者称，明星也是凡人，并不具备更强的鉴别、审查和监督能力。况且，明星在代言时，产品本身具备国家质检机构核发的合格证书，并未出现什么质量问题，那么作为仅仅参与代言的明星来说，就不该为此负责。相反，人们应声讨的是那些制药企业和监管者本身，而不是将责任归咎于明星。

   然而，这种辩护之词却有强词夺理之嫌。对于问题产品，监管部门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明星本该谨言慎行，对产品代言“三思而后行”。可是，在现实巨额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不少明星的责任感顷刻间土崩瓦解：不管什么产品、有无经过自己的使用和验证，某些明星都敢代言。如此一来，明星成为了虚假广告的代言人，诱导了消费者购买问题产品。对于这部分责任，法律理当做出明文规定，而不能再保持空白。

   明星代言，是以自己的公共形象为商品担保，若是免费代言，商品出了问题，连累了明星确乎有些冤；但是，一旦这种代言属于有偿性质，代言人自然要为其后果负责。以修正药业的豪华明星代言阵容为例，参与其中的明星们，都在代言中拿到了堪称天价的广告费。通过代言，明星可以由此获得颇丰的利润，那么，为何一旦所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特别是像“毒胶囊”这种非常恶劣的问题药品，明星就可以用自己没有审查能力来推卸责任？

   很显然，寄望于明星自律以规避虚假广告代言的出现，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只有把“虚假代言”纳入到消费者受损追责的范围内，让明星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受到相应处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虚假代言频出。

   事实上，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特别是问题食品和药品的广告，究竟需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示范，明星代言都要受到法律明文的约束，如果代言虚假广告，则要受到法律的追责。如在英国，负责电视广告监管的“独立电视委员会”对医药广告文字的规定有36条50多款；在台湾，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如推荐人的陈述不实或并未真正使用过该产品，而向消费者伪称使用过该产品且效果显著，将构成台湾所谓“公平交易法”的虚假广告行为，不但要受到处罚，消费者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赵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