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构架下再次上路

   ——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2013年会综述

    本报记者  崔成泉

   1月24日至25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许嘉璐、主席高占祥于2006年共同倡议成立的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2013年年会在深圳召开。虽然是一个例行工作会议，但由于十八大的召开，使得此次会议的内涵和主题有了不同以往的参照，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明确。此外，为了更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完成了协作体成立以来的工作总结、修改协作体简章、推选协作体新的领导机构和理事会成员、调整补充协作体成员单位之后，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还宣布成立了由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和青年创业指导委员会。

   对于这些调整和改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主席王石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说道，2013年年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产业协作体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在一个新的构架上再一次上路了。作为新架构的具体表现，两个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不仅凸显了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也强化了协作体的公共服务职能，拓展了协作体的发展空间。对此，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执行主席王永章也表示，协作体作为企业、专家的合作联盟，可以协助政府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包括文化产业园区在内的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和科学发展，从而为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而对于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的新变化，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协作体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惠林教授则认为，这是在关键时期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新的背景勿需多说，新的架构需要进一步琢磨。围绕协作体的定位和工作思路，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加强社会行业组织建设，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强文化企业间合作，做大做强文化企业，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必然要求。记者观察到，作为一种新架构的理念支撑，无论是协作体成员单位的代表还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那就是在文化产业新的发展节点上，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正如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在贺词中指出的那样，协作体以“协同合作，共谋发展”为目标，“其灵便而有效的机制，实质上代表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解决共同问题、达到共同目标的高度意愿，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机制创新”。对此，胡惠林教授认为，通过非政府组织这样一个平台，来探讨、思考、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方案，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和成熟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治理和参与度的重要标志。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青年创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祁述裕教授认为，中华文化促进会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政府机构，在推动文化产业产学研结合的工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比高校更有优势。所以，文化产业协作体应该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多支持中小企业，少“傍大款”；多做政府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同时，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文化产业团体，一定要明确文化产业的价值追求。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炎认为，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与政府间沟通与协调的作用，解决政府部门在推动文化产业工作中不方便出面解决的问题。台湾中华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协会副理事长乔培伟结合两岸文化交流的经验表示，要在两岸互补性上找到合适的合作机制，加大两岸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力度。

   对于文化产业协作体的定位和今后的工作思路，与会人士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华侨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副主席董亚平强调，作为协作体成员单位，需要做三件事：一是交流战略发展，创新发展的历程和经验。二是交流市场中协作发展的信息情报。三是资产发展和资本战略发展的协作平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建议，文化产业协作体要成为一个互动的、社会化的、能够进行信息支撑和交换的平台。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向勇对协作体的运作机制做了这样的解读：协同创新的工作机制、合作共赢的工作目标、虚体实做的工作模式。关于合作共赢的工作目标，他认为，重点是平台的建设，即智库决策平台、信息传播平台、引领示范平台和项目孵化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3年协作体工作任务更加富有针对性，工作思路更加宽广。其中，为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健康发展，协作体将组织专家团队，在调研总结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估标准、评价体系和数字模型。同时，发挥两个专家委员会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必要时，可组织协作体内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联合投资其中的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另一方面，基于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影响，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成为协作体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并就此提出了具体要求。如选择两岸不同类别优势的城市，联合创建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基地；联合策划、建设以聚集、展示、推广、营销两岸文化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园区；精心打造国际化和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理论研讨平台，建立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信息网络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