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201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

   写下上面这行文字，我觉得有些荒诞和不真实。20年了吗？怎么仿佛昨天？20年，长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20年，却也太短，还不足以让一个国家脱胎换骨。

   伤感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在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食堂里，总有经历过《东方时空》最初岁月的同事，在没喝酒的情况下，就开始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面对老友的这些心声，我理解，却越来越没耐心听完。后来，我总是说：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曾经赶上了一个很不正常的岁月，而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或许将来，也会很久地这样正常下去。

   当初的《东方时空》的确不正常到反常的地步，也因此，才让人无法忘记。领导和群众可以没大没小相互拍桌子，有创意就会被尊重然后很快被变现，无能的溜须拍马是可恶的，业务高于一切，谈理想与梦想是不被人嘲笑的。

   20年，已经无情地把我们由激愤的青年变成了平庸但可能宽容的中年，却也让当今的年轻人对20年前的事儿有了陌生感：《东方时空》不就是现如今每天八点播出的那个新闻栏目吗？怎么在你们的回忆中竟有那样离奇的江湖地位？《东方时空》可能就干了一件事：平视。用《东方之子》平视人，不仰视不俯视；用《生活空间》平视生活，不涂抹不上色；用《焦点时刻》平视社会，不谄媚不闪躲。仅此而已。不过已足以让很多人骄傲一生，可常常遗憾的是，20年前就开始做了的一切，今天也并未全都在屏幕上达成共识。

   陈虻，是纪念《东方时空》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在《东方时空》开播时，他还未到，几个月后，他恰到好处地出现，然后半年内用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丰富并扩大了《东方时空》的内涵。很多年后，他有些寂寞并不甘地走了。我猜想，陈虻用他的离去，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祭奠他，也祭奠流逝的岁月。

   说起来也怪，陈虻走了，总有人凭吊；可20年里，好的理想与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

   20年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东方时空》，理由不同，动力却是相似的，想要改变一些什么。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一转眼20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20年，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可能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只不过在回忆中，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

   陈虻离去几天后，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是啊，20年的纪念，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话语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会过时，甚至成为错误或反动的恨不得立即删除。而陈虻已离开4年有余，那些曾经精彩的话语会不会过时？还有没有价值？我想不会过时，当然还有价值。因为陈虻只关心人性、关心内心、关心传播的规律，也因此，他的那些话语和思考可以更多地经受岁月的推敲。

   曾经有人说，青春无处安放。我想与此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却并不让我们羡慕，因为在《东方时空》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

   接下来，抱怨与伤感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回忆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我想不能。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不出发也就这样了。而如果出发，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这一切，只需要与自己为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

   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曾经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

   （本文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序言，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