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珊珊

   “妈，你们小时候怎么过年？”除夕的晚上，我和弟弟一边收拾着年夜饭的碗筷，一边和妈妈聊了起来。“我们小时候天天掰着手指头盼年，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妈妈打开了话匣子。

   妈妈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河南农村，家里兄妹5个，她排行老大。那时候姥爷是一名小学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29元，姥姥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孩子们。“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句话就是当年妈妈家里贫穷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家里的长女，妈妈从小就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七八岁就能生火做饭，十三四岁就下地干活挣工分，生活的不易刻在她记忆的深处。“每年过年，能吃上玉米面馍和一顿肉饺子就是最高兴的事儿了。”她说。年三十的晚上，妈妈都会和姥姥一起把弟弟妹妹的新衣服套在旧棉袄上，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攒很长时间的布票才能买上一小块碎花布做新衣，而家里人贴身的棉袄总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子长得快，今年做的新棉袄明年就会短一截，于是就一圈一圈往上接。“我的一件棉袄从7岁穿到17岁。”妈妈说。

   “除了穿新衣，春节里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还有放花炮。”见我们聊得起劲儿，一旁的老爸也凑过来插话。爸爸也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割草、拾粪的活儿样样都干过。和所有男孩子一样，过年能得到一串鞭炮是爸爸最高兴的事儿。“有一年你太爷爷给了我两毛压岁钱，我买了一挂100响的鞭炮，从初一放到十五，每天只舍得揪几个出来过过瘾。”爸爸回忆着。

   听完父母一席话，我的眼眶湿润了。虽然贫穷，但父母言谈中充满着对岁月的留恋。再紧巴的生活，也不缺一代人对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