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晓华

   我的故乡在晋南。当我描述家乡特色的时候，不能笼统地讲我们河津县，因为即使在河津，汾河相隔，风俗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其标志就是语言。在汾河的北岸，靠着县城的地方被称作“河北”，相反就称为“河南”。形容人，就是“河北的人”和“河南的人”。在“河北的人”眼中，“河南的人”意味着老实、愚昧和落后，而在“河南的人”的眼中，“河北的人”意味着聪明、狡猾和势利。

   在“河北”“河南”之间，有一样情感沟通的信物就是馍，即麦面蒸出的“大馒头”。说是馒头却也不是，因为过年时，蒸出的馒头也有各种花样，比如蒸给小孩吃的是猫、兔、蛇等形状，而蒸给男人的是“银子罐”，蒸给女人的是“梭子”，其含义非常明确，就是希望男的多挣钱，女的多做家务活，以维持家庭的幸福和美满。

   自从我因为上学、工作而离开家乡后，每逢过年，我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信物就变成了“银子罐”。“银子罐”就是在浑圆的年糕上，捏一个罐的提手，然后塞进一个象征孔洞的大枣。2003年以来，母亲想方设法要把这样的“银子罐”转交给我，而我也尽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接受“银子罐”后表明我对家庭的忠诚、对父母的虔敬。

   如今对我来说，“银子罐”已经演化成一种精神的象征，关键不在于金钱和收入，而在于对父母的眷恋和照顾。拿到这样的“银子罐”，我总是心潮起伏。我想，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儿子对“银子罐”、对父母的虔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