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裘山山
几年前，我因获得鲁迅文学奖荣立了二等功。父亲得知后欣慰地说，我们家终于有个二等功了。我问，你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修路架桥，怎么就没立个二等功呢？父亲说，只差一点点，被一个处分给抵消了。
1951年春节刚过，父亲作为铁道兵的一员，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作为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父亲不但年轻有为，还非常敬业。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他和战友们历尽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尽全力保障铁路的畅通。1953年，他所在的部队，担负起了守护大宁江桥的任务。大宁江桥是朝鲜金义线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是朝鲜三大铁路桥之一），它的畅通关系到整个金义线的畅通，当然也是被美军炸得最厉害的一座大桥。仅靠守护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断地抢修，和轰炸抢速度。
轰炸不见效，敌人又换了一种方式，投掷细菌弹，用以杀伤这些“最坚决的铁路建设者”。父亲不幸“中弹”：他被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染上了斑疹伤寒。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父亲被送到师医院，在医院里昏迷不醒，高烧不止，整整5天后才醒过来。
就在入朝第3年的秋天，父亲他们发现大宁江桥的其中一座桥墩有了一道裂痕，顿时万分忧心。桥墩出问题可不比桥面，事关重大。但裂痕是否严重，或者说有多长有多深，需不需要重修，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如果要重修的话，就必须先修建拦截大坝（围堰），抽干河水，再开始修建，工程量非常大。更何况处于战争中，没有片刻的安宁，重修更是难上加难。
大宁江水深近20米，桥墩自然也是几十米高。为了彻底弄清情况，特别是水下桥墩的情况，部队专门请了一个潜水队来探测。但潜水员潜到水底好几趟，上来说这里有裂痕，那里有裂痕，但裂痕多深，在什么位置，毕竟不是专业人员，表达不清楚。
父亲就向领导提出他亲自下水去看一下，以确定裂痕的位置和长度。领导就让父亲去潜水队作短暂训练。父亲的水性原本很好，小时候在剡溪里泡大的（李白有诗云：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他的身体素质也很好。在短暂训练后，潜水队队长认为父亲没有问题，可以潜水了。
于是父亲就穿了潜水员的行头下水。当时已是十月。在朝鲜，十月的河水冰冷刺骨。父亲喝了几口白酒暖暖身子就潜入水中。为了弄清情况，他上来又下去，反复几次，在水底围着那个桥墩反复勘察，并仔细计算，终于心里有数了。他上来向领导报告说：裂痕不严重，桥墩可以继续使用，货车和客车都可以通过，不必重修。领导很吃惊，一再地问，你有把握吗？父亲说我有把握。
现在想，父亲真是太年轻了，如此责任重大的事情，也不知道给自己留个退路，说点儿有保留的话，就这么言之凿凿地表态了，完全是凭着他的技术和良心，丝毫没考虑其他。
领导仍有些难以决策，毕竟责任重大，仅凭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判断能行吗？这时，上级派来帮助他们解决难题的工程师表态说，他相信父亲的分析判断，如果有问题，他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么一来，终于决定不重修桥墩，继续使用了。
后来的情况，证明父亲的计算和判断是正确的。那个桥墩始终没出问题。
由于父亲的精确勘察和正确判断，使得大宁江桥不但没有影响运输任务，还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于是那位工程师提议给父亲报请二等功。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个重大贡献，应该立功。
可是，二等功报上去却没有批下来。一问原因，是父亲在此之前刚刚受过一个处分。
三个月前，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一个重要命令：必须在10天之内将大宁江桥的正桥修通。可是，经过3年的反复轰炸，正桥已被毁得很厉害，按正常情况起码得修半年才能通车，就算是紧急情况也得两三个月的时间。可是上级下达了死命令，只给10天。因为和谈代表团的专列要经过正桥。当时专列已经到了距大宁江桥最近的一个车站，父亲他们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叼着烟下车来散步了。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来过问此事。如果10天内不能修好，就算违反命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在战争时期。父亲和战友们只得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他们没日没夜、抓紧分分秒秒地干。父亲说，那10天里，他几乎没有躺下过，实在太累了，就坐着打个盹儿，全靠年轻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支撑着。时值7月，正是洪水泛滥时期，又给抢修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很焦虑。可是越急越出乱，由于过度疲劳，一些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了平时绝不可能发生的计算错误，以至于又延误了一些时间。
最终，他们在第11天的晚上，修通了那座桥。但比上级要求的时间，晚了28个小时。因为这延误的28个小时，父亲和所有与此相关的人员都必须受处分，每人承担几小时。首先是部队长，被撤职，然后是科长、技术人员等，一路排下来。父亲作为工程师，承担了其中的4小时，这4个小时的处分是，行政警告。
这就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个处分的由来，而由于这个“行政警告”，他3个月后该立的那个二等功，也给抵消了。
讲到这里，父亲无比感慨地说，我从军35年，立了8个三等功，就是没有立过二等功。你总算是立了一个。
我也无比感慨地说，无论是你失去的那个二等功，还是你受到的那个处分，都比我得到的这个二等功更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