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
中国，说到“保守”，人们往往把它与“落后”联系在一起。在极左时期，保守甚至与“反动”为伍，一旦戴上“保守”的帽子，往往要付出政治方面的代价。其实，保守的东西未必一定都是坏的，激进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好的。保守往往与稳健相连，而激进与冒进就像孪生兄弟。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现今的中国出版界，正处在轰轰烈烈的改革与发展时期；自上而下推动的出版体制改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驱动的出版盈利欲望，业界自身文化使命感的日趋淡薄，从上与下、政治与经济、外部与内部等不同方位和层面裹挟着出版机构与出版人涌向急功近利的道路。高举着“改革开放”、“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又好又快”一面又一面大旗的少数出版人，猴急的举措中反映出的是浮躁的心态。从图书期刊出版的角度看，似有必要冷静、理性地思考出版的特性、功能、价值，重新审视出版文化的保守性问题。
与急躁冒进不同的是保守稳健。我认为，中国出版界在热闹中需要冷静，在大力倡导出版创新时不忘出版文化的保守与坚持。具体到出版机构，应该有更多的自我反思：出版社是做什么的，出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出版文化的本质特征何在，出版人该给后人留下什么。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2007年从牛津大学访问归来后，在《同舟共济》杂志发表了《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一从“牛津现象”谈起》一文。他说：“牛津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于保守，文化上善于守旧。”“牛津就是这样悠然自得地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旧貌并未完全换新颜，却又不紧不慢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许多学科仍然处在世界前沿，人才与成果之盛有目共睹，遑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之绵延。”在章先生看来，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必然会流于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话语创新。出版的创新与守旧也当作如是观。
无独有偶，美国的耶鲁大学也是以保守的文化品格著称。王英杰先生在《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撰文《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介绍了耶鲁保守文化品格的形成，剖析了该校保守的管理、保守的教育理念，以及由此而引申的“大学保守文化品格的合理性”。作者在文末坦陈心曲，发人深思：“当我们沉下白日躁动之心，秉烛夜读耶鲁大学的发展史时，我们就会被耶鲁清新的文化品格，深厚的文化积淀所打动：它几百年来不为躁动的社会变迁所动，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社会职责，如同人类社会漫漫路上的一盏明灯，星光闪烁，为世人所瞩目。它在静谧中发展，在稳定中前进，以其保守的文化品格营造出一所循序渐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人才和重大科研新发现如清泉从中汩汩流出，永不千涸，永不浑浊。”事实上，大学与社会经济组织的区别，就突出体现在“保守”这一独立的品质上，大学的魅力来自于保守基础上的丰厚积淀和创新。大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保守性，也可以说保守性是大学的遗传特征。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曾经深刻地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大学的这一使命赋予了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大学要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就要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大学的保守性，才会使得大学在稳定中发展。认识大学的保守文化，小心呵护它，才会按规律办事，才会对大学的变革发展持以正确合理的期待。
出版机构与大学固然不能等同，但在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方面应该是殊途同归的。让人困惑的是，国际出版潮流与国内出版趋向似乎与这种文化使命渐行渐远。美国的《读者文摘》不追求过眼烟云一样的热点，始终守住人性——创始人华莱士认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还是有所敬畏，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善美。是真善美在拯救、平衡人的内心。《读者文摘》在平淡中蕴藏着力量的真善美，在人文关怀中温暖读者的内心，抚慰人们的心灵。可惜的是这样一本在平凡中创造过传奇的国际大刊，也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前些时日看过一篇题为《出版业的本质属性是产业》的文章，总觉有些疑惑。我倒是比较赞赏大学出版界一位同仁的命题——出版的贡献在产业之外。刘杲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出版产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出版产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我们今天还念念不忘老商务，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所创造的经济辉煌和产业奇迹，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曾经跻身于世界出版前三强。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十多年，一直保持着全国第一大出版机构的身份。它曾经在出版的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科学管理方法的探索与试验、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改革、引领新潮流的期刊与图书选题的运作等等。但从一家出版机构的文化品性来说，老商务无疑是偏于稳健和保守的。它的学者式的严谨风格比之当年生活书店战士式的泼辣风格，看上去显得有些落伍。但它通过数量庞大、种类齐备的出版物，在促进我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推动现代知识的传播、弘扬西方文明精华、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等方面仍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上，“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陈丹青：《我不相信“创新”这个词》，原载《新周刊》)
对大学教育人们一直在反思，烽火岁月中的西南联大近些年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也有学者呼吁：“别让实用主义遮蔽大学精神。”其实，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出版界，这种实用品格、实用主义现在是绝对占上风的。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保护，对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如果说在极左时代对出版的冲击主要来自政治，现在则主要来自市场化、商业化。在出版界，老商务也成为出版人崇奉的一个似乎不可企及的梦想。当代出版家王建辉曾在张元济纪念馆留言：“张元济不可追。”其实，假如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在淡定中坚守、在稳健中创新，出版业或许有更好的未来。
柳斌杰署长曾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培育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研工作是探索规律、发现真理的工作，第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首先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历史反复证明，没有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没有真正的科研，也就没有推陈出新的创造能力，没有继往开来的时代进步。我曾给研究所的同志多次讲过，科研要坚持科学性、独立性原则，不要看着眼色、顺着上级说话，要说真实的话，有根据的话，别人不爱听而有真知灼见的话。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弘扬追求真理的精神，倡导批判的精神，尊重科学结论，崇尚理性质疑，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敢于负责。”窃以为，笔者以上所言算是不看眼色的一点真话。众所周知，过去对大学的干扰主要来自政治，现今的干扰则主要是经济，是急功近利。出版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
出版文化大厦的建设有点类似城市建设，对中国现在的城市建设大概好评不多。有美国学者曾经投书新华社，认为“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广东小城市江门想建生态城，好心的评论说，好处是不会重蹈“以创新的名义破坏环境，以发展的借口牺牲生态”的覆辙；刻薄的评论说，科学城、金融城、生态城恐怕都是跟风式的流行口号，全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去兜风(黄俊杰《创新要不要平常心?》，原载《新周刊》)。在出版改革的商业化、产业化、集团化浪潮下，出版界不是也有有识之士呼吁：改革的马儿呀你能否慢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