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汪荣祖讲述失落的圆明园

    乾隆给西洋楼加了个中国的圆顶

    东西方文化为何总是无法相恋

    记者 郑琳

   “圆明园的西洋楼美吗？那就像一个中国人，穿着西装，却戴了一顶中式小圆帽。乾隆皇帝不是为了欣赏西方建筑的美，才建这个西洋楼，他只是喜欢人家气势磅礴的喷泉。但他觉得西方人在喷泉旁边放12个裸体美人鱼有伤风化，所以，他换成了十二生肖——那就是后来流失海外的著名的兽首。”

   昨天下午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荣祖带着他的新书《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在体育场路晓风书屋做了一场钱报读书会，题目叫《从圆明园的西洋楼看东西文化的相遇》。

   当汪荣祖讲述圆明园的种种典故，以及东西文明在两千年历史中屡屡失之交臂的时候，台下的读者禁不住要感慨，假如东方和西方是一对男女，那么“有缘无分”和“理念不合”就是他们无法相恋的原因。

   “其实我今天不是要谈圆明园，而是要借此来聊聊中西文化的相遇。”汪荣祖一开场就说，“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在圆明园里出现这个著名的西洋楼以前，东西文明有没有相遇过。”

   对于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来说，中西交流已经简化到点点鼠标的程度，即便想要亲自感受太平洋对岸的文明，也只需打个飞的。然而时间倒退几百年乃至几千年，这样的相遇却极其困难。

   在汪荣祖看来，东方和西方这一对“璧人”，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有缘无分”，擦肩而过。“历史上最早的机会，是在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印度。他的野心其实是想到中国。”汪荣祖说，“假如他不是33岁英年早逝，他很可能就跟战国时代的中国相遇了。”

   直到今天，许多东西方的历史学家还在遐想，假如当年亚历山大来到战国时代的中国，会不会开创一种“中希(中国和希腊)文明”。

   类似的机遇在历史上还有许多。例如西汉班超的徒弟曾想去罗马，却在到达里海之后无功而返。西方的一个主教从拜占庭来到唐朝的长安传教，然而却因不幸遇上安史之乱，没能继续发展。“下一次机遇又等了几百年，13世纪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写的游记对欧洲造成巨大影响，却没能对中国造成影响。”汪荣祖说。

   明朝的时候，郑和下了西洋。“但可惜的是，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政治。不久之后，中国开始了海禁。”就这样，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东西文明一直挥霍着原本就不多的邂逅的机遇，一直到英国人用战争强行撬开中国的大门。

    早在200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汪荣祖所著的英文版《A ParadiseLost》，书名取自弥尔顿的“失乐园”。10年之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中英双语版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在这本书里，汪荣祖详述了圆明园的文化。

   “许多西方学者误以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其实它只是长春园北面的一小条。乾隆为什么要建这个西方风格的建筑呢？因为他喜欢大喷泉。他给西方的建筑安了中国式的琉璃屋顶，还山寨了法国凡尔赛宫，建成海晏堂，它的精华就是那个用水报时的喷泉。乾隆皇帝把喷泉周围的裸体美人鱼换成了十二生肖。”汪荣祖说，乾隆皇帝曾有空前的机遇接触西方文明，然而他在意的只是诸如喷泉这样浮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