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编著的《盛典诺奖之行》，将由该社于19日在海口书博会首发，全书共16万字，是莫言获诺奖后的首部作品。该书内容主要是莫言在瑞典领奖期间的记录，并附录诺奖之行的演讲稿。在书中，莫言文笔生动朴实，运用俏皮调侃的语言，谈到获奖后所受的争议。

    《盛典诺奖之行》框架

    第一天：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第二天：中国故事，世界知音

    第三天：乡情如酒，不饮自醉

    第四天：心存善意，与狼共舞

    第五天：金牌辉煌 盛宴难忘

    第六天：王宫晚宴，思我故乡

    第七天：异乡知己，相见恨晚

    谈写书 为恢复事实真相

   “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莫言坦言，诺奖公布后，刚开始他确实有点不适应，对于网络上很多对他的议论和批评，他也曾感到很生气，“很多人在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莫言说，他是一个生怕让别人不高兴的人，生怕因为“个性”和“风骨”而让朋友为难。之所以要编著这本《诺奖之行》，莫言解释，是因为围绕着他去瑞典领奖这件事，很多人写了文章编了书，“有的人道听途说，有的人望风捕影，有的人虽有忠实报道之心，但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因此，难免出现许多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信息，为了恢复事实真相，也为了让关心这件事的读者朋友了解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我的一些零星感受与随机所想，就编写了这本书。”

    谈旧照 愿舍奖项回到青春

   莫言在书中写道，自从他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国的网络上疯传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张艺谋、姜文、莫言和巩俐。

   关于这张照片的来历，莫言做了详细解读，“这张照片是25年前在我的故乡山东高密我们家的院子里照的。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很年轻。张艺谋最大，也不过三十多岁，而巩俐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只有二十出头。我想，25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变老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名。现在我们都有名了，但可惜我们老了。”如今再看这张照片，莫言感慨，“如果让我抛弃所得的所有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揭幕后 《红高粱家族》版权８００元

   莫言说，1986年3月，《红高粱家族》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约过了四个月，张艺谋找到他，称想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当时张艺谋说，我可能会对你的小说进行很大的改动。我说随便你改，因为我信任你。我说，我在小说里描写的爷爷奶奶是在高粱地里谈恋爱，你可以让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秘密武器。但最终他还是让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谈恋爱。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莫言的小说让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发了大财，莫言说，实际上张艺谋购买这篇小说的电影版权只花了800元。“我回到故乡，有位老乡问我，听说张艺谋给了你100万……”

    初见张艺谋

    想起生产队队长

   莫言还在书中回忆起张艺谋第一次找他的场景，“当时张艺谋光着膀子，黑得像煤炭似的。他是左脚穿着一只鞋子，右手提着一只鞋子。因为他手里提着的那只鞋的鞋带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了。我一见他，马上就想起了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

   后来张艺谋说，我一见莫言，就想起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延伸阅读

    不满对莫言批评

    《收获》主编  罢看《文学报》

   ４月７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对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表示抗议。

   程永新在微博里写道：“如果说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显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逼疯！”

   当记者致电程永新时，他没有对此事做出更详细的解释。不过，程永新的同事，《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叶开说，“我认为没有任何作家的作品是不可以评论的。但现在连续的几篇评论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预设立场，其立意不是文学评论，而只是想要把著名作家拉下马。叶开认为，作家和评论家是相互共存的关系。作家创作出作品，评论家以评论建立自己的批评品格。两者如果能够和谐共存，可以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文学报》的“新批评”专刊，叶开表示持保留意见。“这个专栏是破坏性的，目的是要把著名作家拉下马。这不是评论该有的形态，是刻意的。”

    本组文图除署名外综合

    《扬子晚报》《城都晚报》《新京报》等